掌握现代文化内核的知识分子的群像。③可见有一些最佳的戏剧和小说是在
“被占领的”中国创作的。
30 年代有责任感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创作观与其所拥护的
社会政治目标之间,预见到任何可能的差异。然而在战争期间,有几位杰出
的作家,特别是老舍,在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热忱之下,自愿放弃个人的观点。
结果是日益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从而戏剧自然地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学媒介。
当个人创作观变得与指定的集体观——对后者作者个人也是热情拥护的——
相抵触时,当中国现代作家不再能像他们从五四时期以来一直做的那样,声
称他们对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这使他们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观察力——
时,个人创作的争论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意义上的对个人创
作的挑战,在沦陷区从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们觉察。直至毛泽东于
1942 年在延安发表有关文艺的讲话,这种挑战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
政治权势摆在人们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顿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
文学的定义本身。
④见姚莘农著,杰里米?英戈尔斯译:《清宫怨》。
①这份关于被日本占领的上海战时戏剧的资料完全取自爱德华?冈恩的开拓性研究。见冈恩:《不受欢迎
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 年和冈恩的研究论文《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作家(1937—
1945 年)》。
②这部中篇小说收入夏志清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第 138—191 页和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
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第 530—559 页。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445 页。
延安座谈会
毛泽东在 1942 年 5 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针对全体共产党
干部的新发动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毛在意识形态上的意图——改造延安知
识分子的思想是明显的。但毛本身是个知识分子,他对五四时期以来的新的
文学趋向也很关心。如他《讲话》所展示的那样,他对 30 年代早期的文学论
争十分了解,而且可能一直在阅读左翼文学界撰写的某些创作,尤其是鲁迅
的作品。因此,《延安讲话》可以理解为毛踏着瞿秋白的足迹,对五四至 1942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新的评价。但在同时,毛对文坛上某些新近的论点
当然是清楚的,这些论点需要澄清和解决。
1938 年早些时候,在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
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演说中,毛泽东呼吁党内同志“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
体化”,废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调头”,并且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作出结论说:“把国
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①
毛泽东的指示并未特别提到文学,但是它与文学领域的关联不久即被延
安文化委员们——特别是陈伯达、艾思奇和周扬找出。1939—1940 年,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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