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部分最新章节，第4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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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扩展到重庆。由争辩引起的文章充满混乱的议

论，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毛所说的“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究何

所指；因此激昂而猛烈的抨击，实际上是在搜索那些关心找出“民族形式”

真正源泉的作家们的意图。主要由林冰代表的一派，认为“民族形式”与人

们喜闻乐见的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是一回事。继瞿秋白之后，他们攻击那种

五四新文学是“洋八股”，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产物，必须予以抵制。然而，

敌对阵营中的作家们集合起来卫护“五四革命传统”，他们认为新文学的主

流事实上体现了“民族形式”，或者正在朝这个方面发展。用最能言善辩的

发言人胡风的话讲，“‘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

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①此外，胡风认为这种新的传统，是与封

建的和倒退的旧传统的彻底决裂。胡风用一种迂回的马克思主义意向进行论

述，他认为借用外国的东西事实上是可行的。就此而言，胡风向毛暗贬西方

的影响，直接提出了挑战。第三派，主要是党的委员们和郭沫若，试图使双

方和解。周扬争辩说，人们应当吸收传统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同时

新文学中产生的“新形式”，也应该保留并应进一步发展。然而，总的说来，

周扬的论点更加接近于胡风，而不是林冰；因为他总结说，“民族新形式之

建立，并不能单纯地依靠于旧形式，而主要地还是依靠对于自己民族现实生

活的各方面的绵密认真的研究”②——换句话说，现实主义。

周扬在不偏不倚姿态的背后，含蓄地同意胡风，这证实了胡风作为鲁迅

的门徒和重庆首屈一指的左翼批评家的威望，周扬经受不起再次与他冲突（像

在关于“两个口号”之争中所做的那样）。也有可能，由毛的词语所引起的

争端，甚至连这些委员自己也几乎捉摸不透。周扬本人对于苏联文学理论颇

①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01—302　页。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26　页。

②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23　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104　页。

有了解，他也许把毛的指令解释为一个进一步大众化的号召，而不是对五四

文学的全力批评。该是毛自己来阐明一切模糊之处的时候了。

周扬表态中不明确的口气，似乎也表明像他这样的党的官僚并不具有对

作家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发动整风运动以前，延安知识分子们的自我英雄形

象未曾遭到非议。有几个已迁居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

活实际和他们先前的想法相差甚远。　１９４２　年初，王实味率先发难，用鲁迅

杂文风格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以《野百合花》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丁玲写了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和一个故事《在医院中》，为延安妇女

的命运悲叹。萧军很快跟着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①于是，延安文

学界许多知识分子当中的混乱和不满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爆炸性局面，毛不得

不果断地加以处理。由此导致了　１９４２　的　５　月　２　日延安座谈会的召开。

毛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引言（在　５　月　２　日）和长篇的结论（５

月　２３　日）。在引导性的发言中，毛面对大约　２００　名作家和艺术家听众，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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