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院和马厩。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的大学都屡遭轰炸。②
学生们和教授们成为涌往内地的难民潮的一部分。1939 年后期,原来的
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只剩 6 所留在日本占领区,其余足足有 52 所教育机构
已迁入内地,还有 25 所避入外国租界或香港。参加西行队伍的那些人,有时
不得不走上两三千英里才找到一个战时避难所。例如,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
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先避难到湖南长沙,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
③但是,到 1938 年 2 月,学生们和全体教员不得不再次迁移,这次是去云南
的省会昆明。一批乘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第二批由 257 名学生和 11
位教授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达新校址。
战争使教育机构蒙受重大损失。17 所学校被迫关闭;成千上万青年辍
学。当然,有的学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学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或
共产党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军队的文娱或护理队。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人来
说,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是极差的,课本、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均严重
短缺。教授们往往丢失了他们的讲稿和其他参考资料。学生们和教授们都觉
得生活条件严酷。庙宇、祠堂或篱笆墙的棚屋变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条箱当
课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扬至少部分地一度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感到,只要他们继
续学习,就是对他们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视。政府当局也认为他们是国家未
来的栋梁,他们为战后国家重建作准备比在军中服务能更好为国效力。因此,
除偶然的空袭和其他不便外,教育体制继续照常运转。再则,因为实际上所
有学生都受政府贷金资助,并免予应征入伍,大学注册人数从 1936 年 42000
名学生增长到 1944 年的 79000 名。
几百万难民的涌入,深深地影响中国西部的省份。①直到当时,内地省份
是与世隔绝的,它们仅仅从沿海地区接触到近代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许多
难民来自富有阅历的中等和上流阶级,习惯于财富、权力和现代舒适生活。
他们常常屈尊俯就那些习惯古怪、语言难懂的比较土气的本地人。他们也怨
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2—43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 149 页;巴巴拉?W。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 年》,第 184 页。
②关于战时的教育,见休伯特?弗雷恩:《战时中国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对中国高等教育
的影响》;约翰?伊斯雷尔:《西南联合大学:作为首要价值的遗风》,欧俊臣(音):《战时中国的教
育》,二文均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 年》。
③称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译者。
①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1 页。迁徙到中国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数不可能确定。陈估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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