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和华东主要城市有 350 万居民从日本人手下逃离出来。这些人大概构成了国民党区域永久性难民的主要
部分。陈达估计另有 1075 万人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逃出。这些人中间许多无疑是农民,他们在战事发
生时离乡背井,但是随后返回了。对逃往中国西部的难民数字,一些估计高达 5000 万。见张嘉璈:《恶性
通货膨胀》,第 14、25 页。不过,这确实是不准确的。白修德著《寻找历史》第 79 页谈到难民数字的估
计是如何变得严重夸张的。
恨当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视性的价格和租金。另一方面,当地居民怨恨下
江人①的架子和傲慢。新来者确实试图垄断政府的主要职能,攫取对金融贸易
和经济的全面控制权。政府机关和工厂中令人歆羡的工作拒绝雇用本地人,
下江人认为他们懒惰和笨拙。几年过去后,语言上的差异不再阻碍本地人与
难民之间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来愈寻常,而且价格上的双重标准也大量消
失。然而本地人对工作和社会地位上的歧视的不满,直到战争结束还没有完
全消除。②
① “下江人”,是四川人对长江下游省区的人的一种称呼——译者。
②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 62—68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中国军事工业劳工研究》,
第 9—12 页及各处。
1939—1945 年的恶化:军事
1938 年 10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失陷后,战争的特征和国民党区域的状况
起了深刻的变化。战事渐次进入一种僵持局面。尤其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③
日本攻击珍珠港后,国民党领导人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
进一步的牺牲。毕竟他们已经单独与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们对与日
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
地区性的控制,对战后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稳定呈现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
要的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发现,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转的军事、经济、社
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 1945 年使它处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
态。
国民党人于 1938 年 10 月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这时,日本的领导人
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皇军假如进入内地继续追击那
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新
战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对中国的控制。首先,他们巩固自 1937 年 7 月以
来所占领的地区的控制。当时他们在华北和华中仅有效地控制大约 10%的土
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地区。他们需要消灭许多
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领区的生产能力为本国经济服务。①
其次,日本人决心拖垮国民党人,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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