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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墨西哥1970（第4页）

“你不怀念为国家队踢球的时光吗？”他们会这样问我，“你希望1966年就是人们对你身穿国家队球衣的最后记忆吗？”球迷、桑托斯俱乐部的官员们、大街上的巴西民众、记者、别的球员……他们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而我对此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回答。当然，我会说我曾踢过3届世界杯，我在这些世界杯比赛中都受了伤，我没受到裁判的保护，诸如此类。但每次我说出这些话，它们都很不符合我的性格，好像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这些话不像是贝利该说的。

几年之前，1964年，桑托斯俱乐部来了一位新的技术总监：胡里奥·马泽伊教授。他很快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他曾在美国上学，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负责俱乐部所有的球员备赛的问题。除了训练，他还充当我们的顾问，他教我们在酒店、机场以及到外地比赛时如何行为得当。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就是一架桥梁，帮助我们从业余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转变，他帮助我们这帮大孩子变成了男子汉。这么多年来，马泽伊教授是我寻求稳定和远见的源泉，他是唯一一个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清我混乱生活里的人和事的人。我信任他，他就像是我的大哥一般。

我喜欢马泽伊教授的一点是，他跟我谈话的方式独一无二。他从不逼我，还非常有幽默感。但他待我一直很真诚，总是帮我纠正人生的方向。那段时间，我或者是在健身，或者是在球场上训练，他就对我说：

“啊，贝利，很不错嘛。你准备为巴西赢第3个世界杯了！”

我只是朝他笑笑，在心里嘟囔几句。

“1970年就要来了，你就打算坐在家里吗？”他笑着，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跟家人解释？”

“他们支持我退役！”我反驳道，“我的回答还是不，教授！”

他就会扬扬手，假装很失望，然后走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想，我在某些方面变得顽固了。我已经在镁光灯下生活了将近10年，在球场上，在生意上，在生活中饱受煎熬。我从伤痛中总结出一个教训，那就是多说“不”，少说“是”，在足球方面尤其如此。说了“不”之后，我就很少改变主意了。这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吗？不，但它保护了我，它给了我一些宁静。

内心里，我还是非常想为国家队踢球的。但我同样认为，在我回归国家队之前，尚需一些改变。

需要改变的，就是我自己。

瑞典世界杯的首次夺冠之路无疑是个神奇之旅。一个少年奇才达到足球史上罕有的巅峰——我的这个形象一直流传了很久。从那时起，我给人的印象就一直是个热爱足球、热爱射门得分的人。但在最近几年有了一种说法，鉴于我的天赋，有人说我在球场上很不合群，对别人很冷淡。比如说，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失利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撰文说，看到我受伤下场的样子，更加让人相信贝利“是个悲哀的百万富翁……一个内向、孤独的人，他不堪承受名声带来的压力，就把自己关在壳里”。

这种把我描述成孤独的巨星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记者们捏造出来引发争议、提高报纸销量的。再比如说，有的记者推测说，从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跟加林查就不和。其依据大多是说我们俩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巴西著名桑巴歌手艾尔莎·苏亚雷斯。

事实的真相其实挺有趣的。1962年世界杯上我伤了腹股沟，所以我竭力尽快好起来重回赛场。一天下午，我们还在智利的时候，我半裸着身子坐在球员餐桌旁，这时艾尔莎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漂亮极了，性感，自信，充满活力。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球员更衣室里来的，带着惊讶，我抓过一条浴巾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跟她轻松地交谈着。这时加林查走了进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一眼就看出来，加林查被她迷倒了。艾尔莎走后，加林查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啊，贝利，”他安静地说道，“艾尔莎太酷了。”

“对啊。”我答道。

“她太不寻常了。哇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唉，要是……”加林查欲说还休，“嗯，太可惜了，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已经结婚这件事并未阻挡住加林查对艾尔莎的迷恋。就在这次世界杯期间，他们开始约会；而加林查也在这次世界杯上有了最非凡的表现：在我受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带领巴西队夺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最后，加林查跟妻子离了婚，跟艾尔莎结合了。于是外界就有传言，说他是从我身边“抢走”了艾尔莎，所以我对他怀恨在心。这都是胡说八道。

现实中，我是很喜欢加林查的。我喜欢他乐观的性情，即便是获得了2届世界杯冠军，他还是那个在球队大巴车里跑来跑去往别人脸上洒冰水把人叫醒的家伙。当初在瑞典世界杯上我昏了过去，他是第一个跑来帮助我的人，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我们同样因为低贱的出身而被人看不起，1958年国家队试训时，我们俩是被队医严苛审查的乡下孩子。1962年我受伤之后，加林查一直安慰我，说我很快就能返回赛场了。“你不会抛弃我的，对吧？”他总是如此好心地说。他还说，如果队医们没办法了，他就让他们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保格朗德镇，那里有个神婆，一定会把我的伤治好。

我跟加林查相处得很好，跟其他队员相处得也很好。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开始意识到，“相处得好”还不足够。我平易近人，努力踢球，在球场上不遗余力；但我人生的第一篇章，那个只需要尽力进球、不需要有更多责任的角色，很明显已经到了尾声。

我从心底感觉到，我需要成长。毕竟，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初次踏上世界杯球场的男孩，也不是1962年参加智利世界杯的21岁青年了。我已经是个大男人。到1970年世界杯时，我就29岁了，比在瑞典世界杯上带领我们这支年轻球队夺冠的、成熟稳健的迪迪只小1岁。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你突然发现应该为别人活着，而非仅仅为自己而活。对我而言，这种转变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球场上的什么事令我顿悟了。导致我心态转变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到来——1967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凯丽·克里斯蒂娜出生了。看着她渐渐长大，变得像个小大人一样，我看待他人——包括我的队友们——的眼光也发生了改变。我渴望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感觉，我想，如果埃德森能做到，那么贝利也能做到。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世界已再次进入飞速发展变化的时期。1958年我们去瑞典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每个看到巴西队的人都心生惊讶，那时的世界对我们国家、我们的球队几乎一无所知。电视机是稀罕物，我们踢球的录像极少，无法供对手研究我们的强项和弱点。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60年代依然如此。实际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精彩的进球都未能呈现在电影或电视中。1961年在马拉卡纳球场上，我为桑托斯俱乐部打入了一记goldeplaca——经典入球；当时没有录像设备，而球队的官员们很想以某种形式纪念这个进球，他们就在球场外放了一个展示板，向人们展示我是如何晃过几个防守队员射门得分的。尽管如此，只有当天在现场看球的球迷才能对那个进球有个直观的印象。

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对我们的运营和备赛都有影响，还决定着我们球队的风格。没有实况录像的记录，我们更像是一群有才华的个体，而非一支真正的球队。我们不需要复杂的战术，只凭感觉在球场上快乐地踢球。这是巴西队尤其擅长的，也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瑞典世界杯过去还不到10年，电视的普及已经拉下世界上所有神秘的面纱，足球当然也不例外。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上，我们已经看到其影响了：别的球队都有针对性地研究我们，制定复杂精密的战术。现在，只把一群有天赋的球员集合起来再鼓鼓劲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战术、团队配合，以及球队领袖。

有了这些感悟之后，我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1966年的失利。在与苏格兰踢平、受到教练的训斥之后，我跟加林查只是忍气吞声地离开——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已是举足轻重的球队核心了，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与之类似，在与匈牙利那场比赛中，当管理层不让我上场的时候，我不该逆来顺受地接受我的命运。

也许，为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在英格兰世界杯上的失利也是有必要的；也许，对我而言，暂时远离国家队一段时间也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桑托斯俱乐部的成绩不错，而我是队里的最佳射手，也就是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我可以重回国家队踢球，同时又不会影响到俱乐部的利益。此外，在国际赛场上，在1966年世界杯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定，如：比赛过程中若有球员受伤——就像当初我的情况那样——可以换人；而1970年世界杯上还首次出现了红黄牌，以控制比赛中的粗野动作。

在经过仔细考虑，又与马泽伊教授、妻子露丝、父母亲等人交谈之后，我给国家队的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回去。他们说愿意。当时我就对他们许下诺言——从此刻起，我不仅要做一个得分手，还要成为球队的领袖。

10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1969年之初，距离我们出发去参加墨西哥世界杯还有1年多时间，国家队的管理层做了一件令我们颇为惊讶的事：他们请来了若昂·萨尔达尼亚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萨尔达尼亚是一位著名记者，1966年世界杯时，在批评国家队混乱而妄自尊大的人中，他是声音最大的一个。他魅力非凡、擅长辞令、自信满满。以前的巴西主教练不会特意指定某个或某些球员，唯恐会冒犯到其他的球员；但萨尔达尼亚不是这样，他刚上任就宣称要选出几个核心球员并仰仗他们。

“我的球队是由11只野兽组成的，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萨尔达尼亚对新闻界的老同事们说道，“他们会跟我同进退、共生死；不成功，便成仁！”

就这样，我们就变成了“萨尔达尼亚的野兽”。刚开始的时候，这种组合方式看上去的确挺好，萨尔达尼亚并没有跟以往一样组建一支巴西全明星队，而是把几支俱乐部的核心球员集合到了一起，让这些早已相互熟悉的球员一起踢球。此举解决了以往国家队中配合不够默契的问题——这支国家队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桑托斯和博塔弗戈这两个巴西当时最好的俱乐部。我们赢下了1969年几乎所有的比赛，预选赛中一场未输——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事。

可惜的是，萨尔达尼亚也有黑暗的一面。初识时的自信变成了危险、古怪的自大心理；他情绪很不稳定，酗酒的恶习也是人尽皆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曾说他“直率、急躁、好斗，不切实际”。对那些胆敢批评他执教事宜的人，不论是媒体还是球迷，他都是加以斥责。有一次他被一个里约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批评得火冒三丈，拿着枪就追过去了，还好最后没有人受伤。

这些影响开始在球场上显现出来。这一年的年末，我们在一场友谊赛中以1:2输给了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父亲1942年曾试训的那个俱乐部。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对阵阿根廷时，我们又以0:2输了。在此期间，萨尔达尼亚去了墨西哥和欧洲，侦察我们未来对手的情况。刚一回来他就开始随意将现有球员调出国家队，并引入新人，拆散了原先球队的核心，而从总体上来看的话，目前这支球队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我决定不再犯1966年同样的错误，我不愿再做那个逆来顺受的超级球星。上次我曾经得到过教训，这次我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先是想跟萨尔达尼亚直接谈谈，但他根本不愿跟我坐下来谈话。所以，迫不得已，我向媒体表达了我的看法。“现在就大换血是不是太早了呢？”我说道，“我不认为现在是引进新球员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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