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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墨西哥1970（第5页）

现在想起来，萨尔达尼亚没拿枪追杀我真是万幸；但他的反应跟杀我也差不多了。他对媒体说，现在是时候给巴西年轻一代球员表现的机会了；在与阿根廷的一场比赛之前，他未把我放进首发名单，说是出于纪律方面的原因；另一场跟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说考虑把我调出国家队，说我的近视眼不利于夜晚比赛。

这个关于近视眼的说辞实在是太可笑了。是的，我的确近视，这在我15岁进桑托斯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就体检出来了；但这并不妨碍我踢球，事实上，近视甚至令我如虎添翼呢。在我最辉煌的那些年里，有些记者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因为近视，所以我看到的球场要比正常球员眼中的球场宽阔很多。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近视绝不是我踢球的不利因素。

每个人都知道萨尔达尼亚想干什么，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就在与智利的比赛之前，他被解雇了。我留在了首发名单中，并且打进了巴西队5个进球中的2个。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被巴西国家队解雇之后，萨尔达尼亚又回到了新闻行业，而有了不需负责任的发言权，他开始猛烈抨击我们。他说格尔森——我们的明星级中场球员——患有心理疾病，说替补守门员里奥一直很苦恼，因为他的胳膊太短了。而我，在“近视”这个话题上他没法再做文章，就说我的身材胖得不像样；而这又被证实是假话。于是他又转移了目标——在某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他说，真正悲哀的事实是贝利得了严重的疾病，但他无权说出真相。

当时我在家里看了这期节目。听起来不像是真的，我的感觉很好，但萨尔达尼亚说得太郑重其事，我禁不住开始纳闷——是不是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球队的官员是不是出于怜悯或是不愿我从1970年世界杯上分心而故意瞒着我？毕竟这支球队的管理层曾有过类似的“恶行”：他们拆过球员的信件、禁止我们质疑他们的决定……当时的巴西，球员有时只是被当成一种财产，所以，这些猜想都有可能是真的。

我越是纠结，就越是相信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如癌症之类。整晚我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我找到技术委员会和队医，要求他们对我说实话——我是不是病了？他们回答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萨尔达尼亚为了在公众面前保住面子而编造出来的。但我还是亲眼查看了过去和现在的体检报告，然后才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的怒气也消失了。萨尔达尼亚有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也许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为1970年的巴西国家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帮助巴西足球重拾自信，在这一点上他值得大家的称赞。最后，他死在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上——1990年他在意大利参加世界杯期间去世，身份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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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主教练不仅在风度举止上跟萨尔达尼亚不同，他还是我的前队友和好朋友——马里奥·扎加洛。他是1958年和1962年巴西两次夺冠时国家队的核心球员。1950年世界杯决赛时，扎加洛也在马拉卡纳球场上，那时他还是一名18岁的士兵，来参加赛前的表演仪式。他观看了那场比赛，也暗自发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从乌拉圭手中夺回奖杯。

扎加洛担任巴西主帅时只有39岁，只比球队里的老球员大6岁，但他很快就树立起了战术大师、不玩阴谋诡计的形象。他赢得了球员们的尊重，一是因为他两获世界杯的光辉历史，二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威慑力——扎加洛在巴西东北部长大，从小就在惊涛骇浪里游泳，从而锻造出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和坚强。说实话，他是我见过的最镇定的人。

我找到扎加洛，对他保证说我不会惹麻烦——萨尔达尼亚只是个特殊情况，那种事不会再有了。

“如果你不愿派我上场，我能理解。”我对他说道，“我不会反对，我保证。但请直接告诉我，别玩花样。”

扎加洛笑了。“贝利，”他说道，用巨大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我不是傻瓜。你会上场的，相信我。”

扎加洛颇为自信地保留了萨尔达尼亚的班底，只做了细微调整。他的英明决策之一就是将埃杜阿多·冈卡尔维斯·德·安德拉德——外号“托斯唐”或“小硬币”——招入了国家队。托斯唐是巴西队历史上最有才华、最有活力的球员，他15岁就踢上了巴西甲级联赛，他少年成名，又跟我一样踢的是攻击型前锋，所以被人称作“白贝利”。不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外，托斯唐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退役后当了医师。媒体对此有些议论，说同时将我和托斯唐放在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风格相似，位置重叠，但扎加洛用他的自信和智慧打消了这些顾虑。事实上，很多人后来都说，1970年那届国家队里，场上经常会同时有四五个“10号球员”。

这种安排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我们是一支只有进攻、没有防守的球队。但扎加洛认为，只要能让我们形成默契的配合，场上有多少才华出众的球员都不会有冲突。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曾目睹过这种理念的实施难度。扎加洛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帮助他制订决策；这种执教风格是与1966年那种唯我独尊、封民之口的独裁气氛截然不同的。我们球队开会时，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扎加洛只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他相信自己能够容纳各种声音。就这样，慢慢地，一支真正的球队渐渐成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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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准备去墨西哥时，政治再次干涉进我们的备赛事宜中来——其干涉方式也是前所未有。

此时巴西军事独裁政府的首领是奥米利奥·梅迪西，他是一个强硬的保守派，同时还是一个球迷。数年间他在军队一路爬升，同时也关注着巴西足球的起起落落。他在接受某家报纸采访时说，希望看到他最喜欢的球员——达里奥·何塞·多斯·桑托斯能代表国家队参加1970年世界杯，此举令我们大为惊讶。

达里奥又被称作“非凡的达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是巴西足球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但当时的国家队里进攻型球员已经人满为患，并且，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打造了互相熟悉又彼此信任的球队核心。所以，在这个时候，队伍里实在没有达里奥的位置了。

梅迪西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因为他是达里奥的球迷，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时的巴西，还有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只会增加我们在墨西哥世界杯上夺冠的压力。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巴西的军政府变得更加独裁、更镇压异己，他们对媒体进行审查，在大学等机构里清洗可疑的“危险分子”，数以千计的巴西人流亡国外。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ameooudeixeo”——“要么喜欢，要么离开。”更糟的是，军事独裁政府竟然开始拘捕普通百姓并对他们施以酷刑。1970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就在我们忙着备战世界杯时，一位名叫迪尔玛·罗塞夫的大学女生被关进了巴西南部的一所监狱并受到酷刑折磨：她被倒挂在金属杆上遭受电击。

刚刚听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恶行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不应该发生在我们心爱的巴西。几年过后，智利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流血政变，还有，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这些惨剧向全世界展示了南美的独裁者是多么残忍。很快，国家队的教练和球员们就亲耳听到了类似的恐怖事件，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严重程度，但它们的真实性已经毋庸置疑了。队员们长时间地谈论当天的事态。我们是不是该说点什么？我们是不是该表达抗议？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沉默。我们只是足球运动员，不是政客，我们不适合谈论政治。而扎加洛也听从了上面的要求，将达里奥招进了国家队。我们仍是保持沉默——暂时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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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参加的历届世界杯中，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最疯狂的一届，也是最有趣的一届。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困难，如炎热的天气、高海拔的地理位置，还有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混乱。但那些喧嚣而有见识的墨西哥球迷喜欢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结果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墨西哥球迷的热情吧：小组赛中，墨西哥队以4:0击败了萨尔瓦多，赛后，数万墨西哥球迷冒着大雨拥上首都墨西哥城的街头。他们聚集在世界各国记者下榻的酒店门外，将主办方为本届世界杯制作的直径近4米的玻璃足球拆下来，欢呼尖叫着将其一路滚到了2英里之外的中央广场，然后在一片欢乐中将其变成碎片，分发给众人充当纪念品……

有些球队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有的比赛场地条件太过恶劣，比如说，比赛地之一的托卢卡市海拔高达2743米；再比如说，为了让欧洲的球迷看到直播，国际足联把有些比赛安排在中午的烈日下进行，而有的球员根本适应不了这里的高温天气，有些比赛中——比如德国和秘鲁的比赛——整场比赛球员们似乎只愿待在看台下那一点阴影里踢球。

这是1950年巴西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的世界杯，欧洲人非常担心异域的病菌和危险因素。英国人从国内运来了瓶装水，还试图空运一些腌肉和香肠过来，还有自己的大巴车、小桌子等等。但他们未能如愿，墨西哥说害怕这些东西会带入口蹄疫病菌，就把所有英国运来的香肠在机场焚烧了，英国人只能吃墨西哥本国那辣死人的香肠。

巴西队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就在我们抵达后不久，墨西哥当局拘捕了9名嫌疑人，说他们要密谋绑架我。此后巴西队的管理层就要求我必须每晚换一个房间睡觉，球队的安保也升级了，甚至还为我指派了一名贴身保镖。这些事现在听起来挺吓人的，当时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我当时并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我前面曾经说过，生在那个时代，就得学着去习惯那些混乱的情况。我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跟以往一样，我每天都睡得很安心。

主教练扎加洛和球队的管理层尽力让我们处在一种舒适、安宁、远离纷扰的环境之下。巴西队是16支参赛队中最早抵达墨西哥的，我们在首场比赛前1个月就赶过来了。我们的小组赛是在高海拔的瓜达拉哈拉市举行，早来是为了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但我认为，球队主要是想让球员们更多地待在一个地方，避免再受到1966年世界杯期间那种狂欢节似的气氛影响。他们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一起训练、建立纽带。

到那时为止，球队的核心球员已经集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球场上，我甚至能提前预知到队友的跑位，反过来也是一样。到达墨西哥之后，我们的默契程度更高了，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比赛录像，感觉就像是兄弟一样。

一天晚上我给妻子露丝打电话，她对我说，全家人每天都聚在一起为我们祈祷。于是我就想：如果能让队员们也成立一个祈祷小组是不是很好呢？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亦即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卡洛斯·阿尔贝托。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又把这件事告诉了球队管理层的安东尼奥·德·帕索，接着，托斯唐、皮亚扎，还有受人敬重的助理教练马里奥·亚美利哥也加入了我们。很快，包括球员在内的巴西代表团的40名成员都加了进来，我们每天晚饭后都一起祈祷。这件事并没有强制命令，但不论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家都自觉参加。

我们每天都要为祈祷找一个主题：疾病、越战、国内的政局、亲人的健康……但我们从未祈祷去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我们只是希望不要有人在比赛中受伤，我们祈祷上帝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祈祷他保佑家人的安康。

说实话，与1958年瑞典世界杯相比，1970年这届巴西国家队并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球员。国内认为我们能夺冠的人也不多，有些记者甚至认为我们连小组赛都不能出线。但是，看着大家每天祈祷，每天在一起生活，以我10多年职业生涯的眼光来看，这支队伍身上有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在训练中，在比赛中，我们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每个人才能的总和。我们踢得非常好，进而也渐渐意识到，我们拥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这是足球教会我的另一个道理，而在1970年世界杯之前我从未领会到。在墨西哥，在祈祷中，在训练中，在球队会议中，在吃饭、打闹中，在队员的兄弟情义中，我终于发现了一群球员真正融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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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世界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好像过去的巴西足球曾经历过的恐怖和不安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而要想夺冠，就得一个一个把它们消灭。

第一场比赛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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