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我,同样低估了足球的魅力。
克莱夫·托伊锲而不舍地“追求”了我好几年,就跟发疯的猎人一样——仿佛我就是大白鲸,他就是亚哈船长。他甚至把宇宙队的球衣换成了黄绿两色——巴西国家队球衣使用的颜色,以为这样会有助于让我稍稍动心。不论我多少次礼貌地拒绝了他,不论我是多么直接地告诉他我不会离开巴西,他还是会再次出现——球队入驻的酒店里、球场的边线旁,随时都会有他的身影。而每一次相遇,他都像是第一次见到我一样。“我们在纽约成立了一支很棒的球队,”每次他都是这样开场,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真诚,“我们想让你到球队里来踢3年球。”
我总是报以微笑,但又不想让他会错了意,于是总是这样答复他:“谢谢。但我在巴西过得很好。1974年我就从桑托斯退役了,再不踢球了。”
我就是这么做的。可即便如此,克莱夫还是不放弃,我也是次次拒绝他,但我的脑中开始萌生一个念头——嗯,也许到纽约踢球也不算是个荒唐的主意。
说实话,令我改变心意的关键原因其实是1974年年末的资产评估事件。我身背几百万美元的外债,又决定了把钱还上,而踢球挣钱是最好的办法了。克莱夫给出的合同是到那时为止任何体育项目中最丰厚的。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些原因则跟足球毫无关系。
克莱夫在游说我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将足球带到美国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为皇家马德里踢球,你得到的是冠军,”他说道,“为纽约踢球,你赢得的是一个国家的心。”这个说法真的令我动心了,宇宙队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踢球,还有改变一个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国家的文化。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其受益者不仅仅是美国。把美国拉进足球圈,其积极影响无法估量。美国有数百万富裕的球迷,有好莱坞,还是诸多世界级大公司的落脚地。在我为百事可乐等公司代言过程中,我曾目睹美国公司的资金所做的善事,如在贫困地区资助足球培训班、修建基础设施等等。在此期间,我也看到这些大公司对海外的新市场、新机遇的兴趣越来越大。很明显,这是一股巨大的推力。如果我们能让美国人都喜欢上足球,那么美国的公司就会闻风而动;这样一来,巴西及其他国家的无数足球运动员都会从中获益。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知道,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就是我一辈子最自豪的成就。
到美国居住同样迎合了我的新兴趣——教育。我们的孩子年龄还小,正好是学英语的最佳时期,而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英语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妻子露丝也说,能到国外生活、探索一下桑托斯之外的世界很不错。此外我还想,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生活,我能学到很多做生意的秘诀。谁知道呢?也许我能学会怎么挣来数百万美元、又不在一夜之间失去它们吧。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希望生活变得更低调一点。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时,我曾在美国参加过很多比赛,有很多人认识我。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在堪萨斯城踢过球,我还获得了该城的荣誉市民称号。但在美国,跟在别的国家不同。在别的国家,总有人能在一百米开外认出我来,而在美国,甚至是一些足球圈里的人都会叫错我的名字,他们叫我“贝尔”。我不想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踢球,那样就跟我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了。所以,美国恰恰符合这个要求:既不是无人认识,又没有太狂热的球迷。何况,美国早已有了太多影视、体育明星;所以,到纽约寻求一丝平静和安宁其实是个不错的方法,因为那里的名人太多了……最近20年里跟我有相同选择的人想必能够理解我的意思。
最后一个原因是:有时候生活中的某件小事或偶然遇见的某个人,都会左右我们的决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某个早上,克莱夫又来找我,一如既往地笑着,心情很好的样子。当时我已经从桑托斯俱乐部退役了,前一晚刚刚参加了为退役的比利时国家队队长保罗·凡·西姆斯特举行的慈善比赛。克莱夫自顾自地走进我的房间,又自顾自地开始他的游说,这时一些世界级的球星——巴西的里维利诺、葡萄牙的尤西比奥等人——陆续走进我的房间,跟我拥抱告别。
“来吧,贝利,就3年。”克莱夫恳求道。
到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没什么兴趣听他在说什么了。我记得当时是急着离开比利时回到巴西家里。我急匆匆地收拾着衣物,却一不小心把裤子撕开了一个口子。
我打电话给服务台,问有没有人能尽快把我的裤子缝好。他们就派了一个女服务员上来把裤子拿走了。克莱夫还在讲着,几分钟后,有人敲门。
还是那个服务员,她一手拿着缝好的裤子,一手拿着个照相机,脸上挂着泪水。
她走进屋里,颤抖着将照相机递给克莱夫。“先生,”她用低哑的声音对克莱夫说道,“你能为我和贝利拍张照片吗?”
那位服务员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她告诉我说,她丈夫买了前天晚上比赛的球票,很想第一次到现场去看足球比赛,但在两个星期前,他因心脏病去世了。所以,她的儿子就拿着球票,替父亲看了那场球赛。她想要张跟我的合影,送给儿子以作纪念。
她的故事才讲到一半,我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等她讲完的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这是一个悲剧,我对他们母子二人深表同情。她的故事又令我想起了多年来身为球员时与那么多人建立的深厚情谊。那时我才刚刚退役数月,但我再次体会到了那种感觉:温暖、感人、实实在在。它令我想起了自己的意义所在。我突然间明白了,在名声中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真正渴望的还是身为一名运动员最基本、最荣耀的事——与球迷之间的纽带。现在修复这个纽带还不算晚。
克莱夫为我和那个服务员拍了几张合影,然后她就道别离开了。我转向克莱夫说:
“好。我到宇宙队踢球。”
克莱夫就像一个在圣诞节收到礼物的孩子一样,眼睛唰的一下亮了起来:“真的?”
我笑着点了点头。
他又扭又跳地在屋子里转着圈子,高兴的劲头无法停止。他好像根本没想过我会答应,不知道如何是好。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些喜欢这个家伙了,就告诉他放轻松,把后续事宜做完。
他让我在酒店的一张信纸上签了字,其内容是我愿意到宇宙队效力。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之后还要正式讨论合同的事宜。签下这张纸只是个开始。多年之后,克莱夫还把这张纸裱起来挂在墙上——信笺的抬头是:“布鲁塞尔g.b.酒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一个巴西的穷孩子,被一个为美国足球俱乐部工作的英国人说服了,准备复出,而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个比利时服务员!这已经不是1958年世界杯时那个男孩眼里的世界了。突然之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似乎都有了联系——钱,人,在全球流动、组合。今天,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全球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字,但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决策和人际关系。通俗的说法就是,如果史蒂夫·罗斯和他的华纳传播公司打算不遗余力把一个巴西的足球明星弄到纽约的一个小球队里踢球,那么他们终会达到目的,无可阻挡。
现在回头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为了准备宣布我到来的新闻发布会,宇宙队租下了“21俱乐部”——曼哈顿区名人云集的豪华夜总会。到场的新闻界人士约有300人(还有很多好奇的看客),是这家夜总会可容纳人数的两倍,几乎跟宇宙队某些比赛上到现场看球的观众一样多。我迟到了一会儿,发布会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一些记者打起了群架,一位巴西摄影记者的眼镜被打坏了。警察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发布会。
怎么会这么乱?因为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纽约!那时的纽约,犯罪、管制层出不穷,吸毒现象随处可见;那时的时代广场通宵播放的都是色情电影,而不是现在的霓虹灯主题广场;那时人们都没有什么安全感,经济增长尚未治愈社会疾病,街头巷尾都是一片混乱。换句话说,那时的纽约跟巴西很像。我立刻就有了家的感觉。
这些混乱还是其次,我的美国之行差点胎死腹中。从比利时酒店的一张协议到21俱乐部的发布会,其间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其中包括数不清的深夜商谈,大量南北美的洲际飞行,两地电传打字机通信的用纸加起来都有数英里长。华纳传播公司派来史蒂夫·罗斯的代表,我们有时会在里约的海滩上踢几个小时的足球,其间则商讨着合同的具体事宜。
即使如此也很难取得进展。半年过去了,合同还没签,甚至一度陷入僵局。钱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在制造舆论,说贝利出国踢球到底是好是坏。大家应该记得,此时的巴西仍是一个闭塞的国家,闭关锁国,害怕与外国有贸易或其他方面的接触。“全球化”是政府害怕而不是欢迎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与外界接触太多,巴西国民就会生出对民主和权利的诉求。巴西的军政府,跟所有独裁政府一样,设立了重重障碍以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些军人很可能会设法阻挠我去美国,更何况,他们还为我拒绝代表国家队出战1974年世界杯而耿耿于怀。虽然他们阻挠我离开的方式尚不明晰,但在那时的巴西,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能把我留在国内。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美国之行是否就此作罢。
这时亨利·基辛格出场了。这位德裔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内阁成员,也是一个超级足球迷。他少年时曾经踢过足球——作为守门员,对足球的热情从未消失。1973年,他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一己之力组织了一次桑托斯俱乐部和北美足球联赛的“巴尔的摩海湾队”的表演赛(碰巧比赛是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以方便他能到场看球)。那场比赛结束后,他到球员休息室找到我,就像个兴奋的小男孩。他对我说,只有足球明星能让美国人见识到足球的真正魅力。“贝利,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他用低沉而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我们想让你多到美国踢点比赛。人们会乐疯了的。即使足球没能流行起来,起码能让我看你踢球嘛。”
就在那一年夏季,基辛格博士安排我跟露丝到白宫短暂访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尼克松总统。有趣的是,我几乎已经把那次会面的情况忘记了,最近碰巧有一段尼克松总统在办公室的录像向公众公开,而我就在里面!尼克松总统非常客气,说我是“全世界最棒的足球运动员”,还突然问我是不是会说西班牙语。
“不会,”我轻声答道,“我只会说葡萄牙语。”
尼克松略显尴尬,于是我迅速补充道:
“其实都差不多。”
1975年年初,当基辛格博士听说宇宙队正跟我商谈签约事宜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已经卸任了——他因“水门事件”而引咎辞职。基辛格博士决定尽一切努力让我到美国踢球。他给时任巴西总统的埃内斯托·盖泽尔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能到美国踢球,那将是对美巴两国关系的巨大推动。那可是在冷战时期,那可是亨利·基辛格,大家想必能够想象这封信的力度。于是巴西政府对我赴美一事的反对声瞬间消失了。接着我们又在薪水方面达成了一致——7年时间,每年1百万美元。协议还包括各种推广和营销事宜。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宇宙队聘请马泽伊教授为助理教练兼健康顾问。最后,我终于站在了21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马泽伊教授则充当我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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