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消息散布出去吧,”我说道,“足球终于来到美国了。”
听起来挺不错,但还有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会有人来看我们踢球吗?
10
刚开始时,我都不敢肯定自己会去看这样的比赛!
跟宇宙队合练的第一天,雨下得很大,司机找不到训练场地——位于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小体育场。所以我迟到了1个小时。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我最不想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我比其他球员享有特权。所以,我向教练布拉德利真诚道歉。他说没关系,甚至还慷慨地免了我25美元的迟到罚款。
我将队友们集合在一起,用蹩脚的英语发表了一次简短的讲话。事先我在马泽伊教授的指点下练习过,他帮助我纠正了一些发音。今天早上我还对着镜子练了几遍。
“很荣幸能到这里,”我说道,“我一直都很重视团队配合,以后也是这样。所以,别指望让我一个人赢下比赛,我们得共同努力。”
队友们都点了点头,随后陆续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微笑着和蔼地欢迎我的到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我的一个新队友名叫吉尔·马德莱苏,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场球员,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道:“我曾梦想过跟你握握手。但是跟你一起踢球,这是个奇迹啊!”
我感到受宠若惊。但这种追星的态度在球场上是要不得的,我对队友们说,我们的队伍不能是10个人加1个贝利。足球不是这样子的。我更加担心了。
第一次跟队友们合练时,球队的水平之低再次令我惊讶。到那时为止我已经8个月没踢过比赛了,我知道自己的状态有些下滑。可在我练习的时候,队员们纷纷露出惊诧的样子。“宇宙队的队员们就像是一群跟巴比·鲁斯打棒球的小屁孩一样。”一个记者如此写道。我加入宇宙队时,1975年的赛季已经过半,而球队的战绩是3胜6负。队员们的态度都是好的,但水平亟待提高。在第一次练习时,我们分队对抗,我接到一个半高球,于是就倒勾射门打进一个球。
这种动作我在巴西已经做过一千次了,但宇宙队的守门员库尔特·凯肯德尔就像是看到了外星人一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一直在问。而两边球队的球员纷纷为我欢呼,拍着我的后背表示赞叹。
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赛季已经过半,6月15日就有一场跟“达拉斯飓风队”的比赛。比赛的场地是“唐宁球场”,亦即兰德尔岛上宇宙队作为主场的那个又小又破的球场。比赛将全国直播,这在宇宙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开球之前,一组球队官员仔细地将球场检查了一遍,确保它能够应对这个大场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人会看电视直播或到现场来看球,因为当年宇宙队的每场平均上座率还不足9000人。
走进球场时,我高兴地看到竟然有2.1万人到场看球,这已经是唐宁球场的最大容量了。“贝利!贝利!”观众们高呼着。而比赛的初期,似乎令观众们失望了,飓风队先打进了2个球。每次我拿球的时候,对方总会上来3到4个人对我进行封堵。但下半场刚刚开始,我就传给摩尔德查伊·斯皮格勒——参加过1970年世界杯的以色列前锋——一个球,他将比分改写为2:1。9分钟之后,斯皮格勒给我传了一个高球,我跳起来——虽然不如我巅峰时期跳得那么高,但也是当天的最好状态了——将球顶入球门的左上角。“贝利!贝利!”观众的欢呼声更大了,那一刻,我甚至感觉就像回到了桑托斯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
比赛的最终比分是2:2。这种平局并不是美国观众喜闻乐见的,但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
事实上,当天的大问题只有一个。赛后洗过澡之后,我找到拉斐尔·德拉·谢拉——宇宙队的古巴裔副总裁。说实话,我有点心慌。
“很抱歉,”我对他说道,“我想这恐怕是我在宇宙队的第一场球,也是最后一场球了。我不能再踢了。”
德拉·谢拉张大嘴看着我问:“为什么?”
洗澡的时候,我发现脚上长了一层绿色的皮癣,不管我怎么搓,打多少肥皂,都洗不掉。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里的设施太差了,会给我的健康造成永久的伤害。脚要是废了,足球运动员就没法活了。
就在我做解释的时候,德拉·谢拉拧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很快就笑了起来。他耐心地等我说完,然后跟我解释说,赛前唐宁球场的状况很差,所以球队的官员们就往草坪上喷了绿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其斑驳的样子,让他们觉得宇宙队是在一个美丽葱翠的球场上踢球。
“那不是皮癣,贝利,”他笑得浑身发抖,“是绿漆啊。”
11
我代表宇宙队参加的第一场比赛,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轻松创下了美国足球电视观众的人数纪录,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场世界杯或俱乐部比赛。但是电视直播并不顺利——宇宙队打进第一个进球时,电视台正在插播广告,所以观众们都没看到进球的情况;第二个球是我进的,又因为电视台在回放刚才的镜头,导致观众们又没看到进球的情况。很明显,与大多数节奏并不紧凑、时断时续的“美国”运动项目相比,足球的连续性和高密度节奏是大家需要逐步适应的,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言更是如此。
尽管如此,此次比赛还是好评如潮。一家报纸写道:“除去重量级全网夺冠赛之外,纽约的体育比赛还从未受到过全世界如此多的关注。”一夜之间,宇宙队就变得全世界人尽皆知了。美国知名记者汤姆·布罗考、霍华德·科赛尔等人纷纷论及这次比赛,都说足球终于来到了美国。达拉斯飓风队的老板拉马尔·亨特是在得克萨斯州泰勒市的一个旅店里收看的这场比赛,他后来回忆说:“我一边看比赛一边想:‘嗯,我们做到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坚守是值得的。’”
的确,这次足球热潮的幅度和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甚至连史蒂夫·罗斯和克莱夫·托伊这样的野心家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过后,宇宙队又到许多被视为足球荒漠的城市,如洛杉矶、西雅图、温哥华,和发展中的市场,如波士顿、华盛顿等地方参加比赛,不论是在哪里,其比赛的上座率都会创下纪录。在波士顿,我进了一个球之后,人们都拥上来庆祝,有人企图把我的鞋脱下来作为纪念,差点把我的脚扭伤。在华盛顿,有3.5万人到场观看了比赛,创下了北美足球联赛的观众数量纪录。(几天后这里举行了另一场比赛,没有宇宙队参加,其上座人数只有2100人。)甚至在洛杉矶也是如此,比赛是在艾尔卡米诺专科学校的小球场上进行的,可容纳1.2万人的球场上座无虚席。每到一处,人们都很友好,很热情,对足球的了解也令人惊讶,好像美国的足球迷在历尽寒冬之后终于盼来了足球的春风。
足球在美国的兴起恰好与其时代潮流相契合,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都已经长大。时任达拉斯飓风队总经理的迪克·博格说:“足球是一种反正统的体育运动,既不像nfl那样神化,又没有nba的特殊性。其球员的个人表现和不间断的比赛节奏都是别具一格的,这一点很吸引那些在60年代成长起来、反过越战、留过长发、喜欢过另类音乐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经济能力,足球恰恰吸引了他们的兴趣。”
我不知道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但我们的确是“恰逢其时”了。在学校里踢球的孩子们开始央求父母带他们去现场看比赛;而更重要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被证明是足球最了不起的进步——北美足球联赛的球迷中有一半是女性。《体育画报》撰文说:“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绝对想象不到,在数周时间里,贝利就跟乔·纳玛什一样有名了。”乔·纳玛什是“纽约喷气机队”的四分卫,他从事的是另一种“足球”。
我认为自己一半的责任是作为球员在球场上踢球,其余部分则是在场下充当足球专家和形象大使。就在我到达美国的最初几周时间里,我杜撰了一个词组,却没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生命力。美国记者总是问我关于“soccer”的问题,这个词听起来很怪,因为我一直都叫它“football”,为了区分我所从事的足球和美式足球(我觉得美式足球枯燥无趣、粗野,而且停顿太多、太不流畅),我就说我从事的是一种“jogobonito”——“美丽的运动”。没想到这个词组就这么定了下来,从那时起就被用来描述足球运动了。
那段时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仍跟10年前力量一样大、跑得一样快吗?不可能。我们的球队战无不胜吗?也不是。但我总会有种新的感受,一种从1958年瑞典世界杯之后就从未感觉到的成就感。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那感觉就像是收复了一座城池、插上了足球的大旗。
从巴西的期望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再加上我比年轻时更加成熟自信了,所以,我从足球中发现了新的乐趣。我跟队友们打趣厮闹,并且乐意去感受美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有一次在西雅图,我们下榻在一个酒店里,我的房间恰好是在海湾上面3层楼的位置。酒店经理借给我一套钓竿,一桶用作鱼饵的鲑鱼肉片,一会儿我就钓上一条小双髻鲨。我把它钓到阳台上,队友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这鲨鱼怎么办?一个队友跑到房间里拿来一根桌子腿,一棍子打在了鲨鱼的头上。这跟在巴西家里可大不一样,要是在巴鲁河里钓出一条鲨鱼,能让全镇的人逃个精光!
我们都认真对待比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肩负着更大的使命:推广足球运动,让足球在美国生根发芽。所以,北美足球联赛里的人都很友好,即使对手也是如此;而这一点在稍微发达点的联赛里是看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球场里使用的尼龙草皮尤其反感。现在的人造草皮已与柔软苍翠的真草皮没什么区别,但在当时,人造草皮其实就是混凝土表面铺着一层绿色的尼龙地毯。此前我极少接触这种场地,而在上面踢球就像是在煎锅上一样。“西雅图海湾人队”的几个队员告诉我,如果换上网球鞋,脚就好受多了,但我没有网球鞋,于是他们其中一个就好心地借给我一双。我感觉既高兴又惊诧——这要是在巴西或在别的刀来剑往的联赛里,对手借给你的鞋子里一定是藏了图钉的啊。(我也许有些夸张了,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这种和睦的友情,以及在一起的训练和比赛,都拉近了我们的关系。1975年赛季结束,宇宙队的成绩并不好,也没能打入季后赛。我们还需要努力,但我们感觉已经打好了地基。而说到休赛期,也是非常有趣的。
12
我是个成年人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定居,所以,有时候我会再次体会到当初那个坐着从巴鲁开往桑托斯的客车上的14岁小男孩的心情:远离故土,对未来的不确定,激动又有些迷惘。我思念巴西。我想念那里的海滩、周日下午的烤牛肉大餐。我最怀念的还是维拉贝尔米罗球场、帕卡恩布球场、马拉卡纳球场里的球迷。有些夜晚,我会盯着天上的某颗星星,心里想着:家里的情况怎样了,我又错过了什么事情……
还好,我能把一部分乡情带到美国来,而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就是我的家人。露丝和孩子们也到纽约与我会合,我们把家安在东区一个不错的房子里。女儿凯丽·克里斯蒂娜和儿子埃迪尼奥英语学得很快,也适应了美国学校的生活。我弟弟佐卡也来到了纽约,他在特伦顿大学工作,还开办了儿童足球培训班。父母大多数时间都跟我们在一起。这真是有意思——我们一家在纽约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在桑托斯的时候还多。
幸运的是,纽约不是那种你闲得有时间想家的地方。我此前除了足球,关心的事情不多,而一下子掉进纽约这个文化大杂烩里,我有些应顾不暇。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跟妻子去看各种表演或参加五花八门的活动。有时候我们会去百老汇看音乐剧,最常看的还是芭蕾舞。我觉得芭蕾舞总能让我联想起足球——力量、流畅、高雅的完美结合。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如此。我喜欢“太阳马戏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甚至觉得能预判出表演者的下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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