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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从孔子自谦观文与躬行之重（第1页）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论语?述而》中，孔子一句“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映照出这位圣人对自身修养的清醒认知与对“行”的极致追求。寥寥十六字，既包含着孔子对自己“文”的修养与他人不相上下的客观判断，更蕴含着他对“躬行君子”这一境界尚未达成的谦逊自省。这并非简单的自谦之语，而是孔子对“知”与“行”关系的深刻体悟，是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致力于“克己复礼”的真实写照。透过这句话，我们得以深入探究孔子思想中“文”与“躬行”的丰富内涵，感受其“知行合一”的思想雏形，更能从中汲取对当代人修身治学、处世行事的深刻启示。

一、春秋语境下“文”的内涵与价值

要理解孔子“文，莫吾犹人也”的表述，首先需置身于春秋时期的文化语境，厘清“文”在当时的具体内涵与社会价值。春秋时期，“文”并非仅指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文章，而是一个涵盖知识、礼仪、道德、文化修养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概念，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必备的核心素养，更是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

（一）“文”即典籍学识：传承先王之道的载体

在春秋时期，“文”首先指代的是对古代典籍的学习与掌握。这些典籍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是上古至西周时期文化、历史、政治、道德思想的结晶，记载着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圣人的道德训诫以及先民的生活智慧。对于士大夫而言，学习这些典籍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继承先王之道、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象征。

孔子自幼便对古代典籍抱有浓厚兴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十有五而志于学”，成年后更是“韦编三绝”，反复研读《周易》，对《诗》《书》《礼》《乐》的整理与传播倾注了毕生心血。他曾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将典籍学习与个人言行举止、立身处世紧密相连。在孔子看来，典籍中的知识并非僵化的文字，而是蕴含着治理天下、修养身心的大道。通过学习“文”，士人能够了解历史兴衰的规律，领悟圣人的道德理念，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许多古代典籍面临散失的风险，文化传承陷入危机。孔子对典籍的学习与整理，实则是在抢救与传承中华文脉。他将散落的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修订，使其得以流传后世；同时，他广收弟子，以典籍为教材，向弟子们传授其中的思想智慧，让先王之道得以延续。从这个角度而言，孔子所说的“文，莫吾犹人也”，既是对自己典籍学识的客观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学习与钻研，他对古代典籍的掌握已达到当时的较高水平，与其他优秀的士大夫相比毫不逊色；更是对自己肩负文化传承责任的一种确认——他已具备将“文”的知识传授给弟子、传承给后世的能力。

（二）“文”即礼仪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

除了典籍学识，“文”在春秋时期还包含着礼仪规范的内涵。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乐制度”，是当时社会秩序的核心支撑，“礼”作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下人们的言行举止、服饰器物等，大到国家祭祀、朝聘会盟，小到日常交往、婚丧嫁娶，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不仅是外在的行为准则，更蕴含着“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与道德伦理，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和而不同”的重要保障。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对“礼”的重视达到了极致。他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将遵守礼仪规范视为实现“仁”的重要途径。在日常生活中，孔子自身便是“礼”的践行者：“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从进入朝堂的步态、神色，到登上厅堂的姿态、气息，再到离开时的言行举止，孔子都严格遵循礼仪规范，将“礼”融入一举一动之中。

对于弟子，孔子也始终强调“礼”的学习与实践。他教导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弟子在言行举止上符合“礼”的要求；当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过长，提出“期可已矣”时，孔子严厉批评他“不仁”，认为守丧之礼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礼”与“仁”的结合。在孔子看来，“礼”作为“文”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一个人只有掌握并遵守“礼”的规范，才能在社会中立足；一个国家只有恢复“礼”的秩序，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孔子“文，莫吾犹人也”的表述，也包含着他对自己礼仪修养的自信——经过长期的学习与实践，他对“礼”的理解与践行已达到较高水准，能够成为弟子与他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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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即道德修养：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

在春秋时期的“文”的内涵中，道德修养是其核心与灵魂。无论是典籍学识的学习，还是礼仪规范的践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塑造“君子”人格。“君子”是春秋时期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理想人格典范，而“文”则是实现这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典籍中的道德思想，人们能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通过践行礼仪规范，人们能够将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最终成长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

孔子对“君子”的道德修养有着明确的要求，他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坦荡荡”等一系列关于君子道德的论述，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君子的核心品德。而这些品德的形成，离不开“文”的滋养。例如，学习《诗》能够“兴、观、群、怨”，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培养仁爱之心；学习《书》能够了解先王的仁德之举，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学习《礼》能够规范自身言行，培养谦逊、恭敬的品德。可以说，“文”是君子道德修养的“源头活水”，没有“文”的滋养，君子的道德人格便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君子人格的完善，他通过不断学习“文”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同时也通过“文”的传授，引导弟子们走向君子之路。他对弟子颜回的称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对颜回通过“文”的修养达到高尚道德境界的肯定。当孔子说“文，莫吾犹人也”时，他所表达的不仅是对自己典籍学识与礼仪修养的自信，更是对自己通过“文”的学习，在道德修养上已达到与其他君子相当水平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并非自满，而是为他进一步追求“躬行君子”奠定了基础——“文”的修养是“躬行”的前提，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文”的基础，才能更好地践行君子之道。

二、“躬行君子”：孔子对“行”的极致追求

如果说“文，莫吾犹人也”是孔子对自身“知”的修养的客观判断，那么“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则是他对自身“行”的境界的谦逊自省。“躬行”，即亲身实践、身体力行，“躬行君子”便是将君子的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践行君子之道，实现“知”与“行”的统一。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行”远比“知”更为重要，“文”的修养最终必须落到“躬行”之上，否则便只是空洞的理论，无法真正实现“仁”的境界。

（一）“躬行”是“文”的归宿：从“知”到“行”的跨越

孔子始终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认为“文”的学习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行”，“躬行”才是“文”的真正归宿。他曾批评那些只注重“文”的表面形式，而不注重实践的人，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使将《诗》背得滚瓜烂熟，若不能将其中的思想运用到治国理政、外交应对的实践中，这样的“文”也毫无用处。在孔子看来，“知”而不“行”，如同“学而不思则罔”，只是徒有虚名，无法真正提升个人修养，更无法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孔子自身便是“知”与“行”统一的践行者。他不仅深入学习古代典籍，掌握礼仪规范，更将这些“文”的修养切实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实践中。在政治上，孔子曾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职，在任期间，他推行“堕三都”的政策，试图削弱大夫的势力，恢复鲁国国君的权威；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而非依靠严刑峻法。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最终因鲁国的政治环境而未能完全实现，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将“文”中的治国之道付诸实践。

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躬行”的精神。他对待长辈恭敬有礼，“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对待弟子平等友善，“有教无类”，耐心教导每一位弟子；对待他人宽容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在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中，他也始终坚守君子之道，“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在粮食断绝、弟子们陷入困境时，孔子依然保持着君子的气节，教导弟子们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坚守道德底线，不做违背道义之事。这种在困境中依然坚持“躬行”的精神，正是孔子对“行”的极致追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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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从“知”到“行”的跨越，是一个艰难却至关重要的过程。“文”的修养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但“躬行君子”则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磨砺，需要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中不断考验自己、完善自己。因此，他坦诚“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并非否定自己的实践，而是认识到“躬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即使自己已经付出了诸多努力，也仍有提升的空间。这种对“行”的谦逊态度，正是孔子能够不断进步、成为圣人的重要原因。

（二）“躬行”的核心是“仁”：以行动践行仁爱之道

在孔子的思想中，“躬行君子”的核心是践行“仁”的理念，“仁”是君子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躬行”的根本目标。“仁”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爱人”“孝悌”“恭敬”“诚信”“宽容”等多个方面，而这些都需要通过“躬行”来实现——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关爱他人、孝敬父母、尊重他人、诚实守信，才能真正达到“仁”的境界。

“孝悌”是“仁”的基础，也是孔子“躬行”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主张子女要孝顺父母，弟弟要友爱兄长。在日常生活中，孔子自身便以“孝”着称，他不仅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注重在精神上关爱父母，“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同时也尊重父母的意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他还教导弟子，“孝”不仅是表面的顺从，更要“色难”——在侍奉父母时，要始终保持和颜悦色，这才是真正的“孝”。这种对“孝”的躬行，体现了孔子对“仁”的基础的重视。

“爱人”是“仁”的核心，也是孔子“躬行”的重要体现。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要求人们不仅要关爱自己的亲人，还要关爱身边的人、天下的百姓。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始终心怀天下苍生，关注百姓的疾苦。他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同情贫困的百姓，认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使在自己处境艰难时，他也不忘关心他人，例如在卫国时，他看到百姓生活困苦，便感叹“庶矣哉”，并提出“富之”“教之”的主张，希望统治者能够让百姓富裕起来，并对他们进行道德教化。

“诚信”是“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孔子“躬行”的基本准则。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诚信视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在与人交往中，孔子始终坚守诚信原则，言行一致。他曾说“言必信，行必果”，强调自己说出的话一定要兑现，做出的承诺一定要实现。对待弟子，他坦诚相待，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待君主，他直言进谏，即使面临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这种对诚信的躬行，让孔子赢得了弟子与世人的尊重与信任。

孔子深知，践行“仁”的理念并非易事，它需要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克服个人的私欲与惰性。因此，他坦诚自己在“躬行君子”方面“未之有得”，这既是对“仁”的境界的敬畏，也是对自己不断追求“仁”的鞭策。在他看来，“仁”的追求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躬行君子”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努力、不断完善，才能无限接近这一理想境界。

（三）“躬行”的难点在于坚持：在困境中坚守君子之道

“躬行君子”的艰难，不仅在于从“知”到“行”的跨越，更在于长期的坚持，尤其是在困境中依然能够坚守君子之道。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士大夫们常常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道义与利益的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始终坚持“躬行”君子之道，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摇，不为艰难困苦所打倒，实属不易。孔子一生的经历，便是在困境中坚守“躬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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