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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从孔子自谦观文与躬行之重（第2页）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期间历经艰辛，多次陷入险境。在匡地，他因与阳虎相貌相似而被当地人围困，“拘焉五日”，弟子们都感到恐惧，而孔子却镇定自若，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坚信自己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上天会保佑他；在宋国，司马桓魋想要杀害孔子，孔子却毫不畏惧，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认为自己的道德是上天赋予的，桓魋无法伤害他；在陈蔡之间，孔子与弟子们断绝粮食，弟子们大多病倒，子路甚至对孔子的理想产生了怀疑，而孔子却依然坚持讲授学问，与弟子们讨论“仁”与“礼”的道理，鼓励弟子们坚守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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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艰难的时刻，孔子本可以选择妥协、退缩，甚至放弃自己的理想，以换取一时的安稳与利益。但他始终牢记“躬行君子”的追求，将君子的气节与道德准则视为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他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表明自己为了实现“仁”的理想，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在困境中依然坚守“躬行”的精神，正是孔子“躬行君子”的真实写照，也让他的思想与人格更具感染力与影响力。

孔子深知，在顺境中坚持“躬行”相对容易，而在逆境中坚守则难上加难。他自己在漫长的人生中，也经历过迷茫、困惑与挫折，但他从未放弃对“躬行君子”的追求。因此，他坦诚“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实则是对“躬行”艰难性的深刻认知。这种认知并非自我否定，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审视——他明白，“躬行”之路没有终点，每一次在困境中的坚守都是对“君子之道”的进一步趋近，但永远都有可以提升的空间。正如他曾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对待“躬行”，他同样保持着这种敬畏与精进的态度，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始终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三、“文”与“躬行”的辩证关系：相辅相成的修养之路

孔子将“文，莫吾犹人也”与“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并提，并非偶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文”与“躬行”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部分，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文”是“躬行”的基础与指引，“躬行”是“文”的实践与升华，二者共同构成了君子修养的完整路径。理解这种辩证关系，是把握孔子思想精髓的关键。

（一）“文”为“躬行”奠基：无“文”则“躬行”无方向

“文”作为典籍学识、礼仪规范与道德修养的综合体现，为“躬行”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准则。没有“文”的滋养与指引，“躬行”便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容易陷入盲目与混乱，甚至偏离君子之道的正轨。

从典籍学识的角度来看，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先王之道、圣人训诫，为“躬行”提供了思想依据。例如，《尚书》中记载的尧、舜、禹“仁民爱物”的治国理念，为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方向；《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民本思想，让孔子在“躬行”中始终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如果没有对这些典籍的学习，孔子便无法形成系统的道德与政治理念，其“躬行”也会失去思想支撑，沦为零散的行为片段，无法形成连贯的君子人格。

从礼仪规范的角度来看，“礼”为“躬行”提供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在日常交往中，“礼”规定了如何对待长辈、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应对君主，让“躬行”有章可循。例如，“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的礼仪规范，让孔子在朝堂之上的“躬行”既符合君臣之礼，又体现出对君主的尊重；“食不言，寝不语”的生活礼仪，让他的日常行为始终保持着君子的严谨与端庄。若没有“礼”的指引，“躬行”便会失去规范，可能出现言行失当、有失分寸的情况，无法体现君子的修养。

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看，“文”所蕴含的“仁”“义”“信”等道德观念，为“躬行”提供了价值导向。孔子在“躬行”中始终以“仁”为核心，无论是“泛爱众”的行为，还是“杀身成仁”的抉择，都是对“仁”的道德观念的践行。如果没有通过“文”的学习树立“仁”的价值导向，他的“躬行”便可能失去道德准则，陷入功利主义的误区，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君子之道。

孔子深知“文”对“躬行”的奠基作用，因此他一生都重视“文”的学习与传播。他教导弟子“不学《礼》，无以立”，正是因为他明白，只有掌握了“礼”这一“文”的重要内容，弟子们的“躬行”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在社会中立足，成为真正的君子。

（二）“躬行”使“文”升华：无“躬行”则“文”为空谈

如果说“文”是“躬行”的基础，那么“躬行”便是“文”的升华。“文”的价值只有通过“躬行”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即使掌握再多的典籍学识、礼仪规范，也只是空洞的理论，无法真正内化为君子的人格与修养。

首先，“躬行”让“文”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智慧。学习《诗》《书》等典籍，能够让人获得知识，但只有通过“躬行”，才能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孔子通过学习《诗》掌握了丰富的外交辞令，但只有在“使于四方”的实践中，这些辞令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帮助他完成外交使命。正如他批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的人，便是因为这些人只停留在“文”的知识层面，没有通过“躬行”将知识转化为实践智慧，导致“文”的价值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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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躬行”让“文”的道德观念内化为个人品格。通过“文”的学习，人们可以了解“仁”“义”的道德观念，但只有通过“躬行”，才能将这些观念真正融入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形成稳定的道德品格。例如，孔子通过学习知道“孝”的重要性，但只有在“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的“躬行”中，“孝”才从抽象的道德观念，转化为他对父母的具体行动，最终内化为他“仁者”的品格。如果没有“躬行”，“孝”永远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无法成为个人品格的一部分。

最后，“躬行”让“文”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文”所承载的先王之道、礼乐文化，并非通过典籍的保存就能传承，只有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躬行”，才能让这些文化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延续。孔子整理《诗》《书》《礼》《乐》，不仅是为了保存典籍，更是为了让后人通过学习这些“文”，并在“躬行”中践行其中的思想与规范，让中华文脉得以延续。他周游列国、广收弟子，本质上就是在通过自己的“躬行”，将“文”的文化传统传递给弟子，再由弟子传递给后世，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孔子“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自省，正是源于他对“躬行”升华“文”这一作用的深刻认知。他明白，自己虽然掌握了“文”的知识，但只有通过不断的“躬行”，才能让“文”的价值真正实现，让自己的人格不断完善。这种对“躬行”的重视，让他避免了成为“纸上谈兵”的学者，成为了将“知”与“行”完美结合的圣人。

（三）“文”与“躬行”的动态平衡：在互动中完善修养

“文”与“躬行”的辩证关系，并非静止的“基础与升华”，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文”的指引下进行“躬行”，在“躬行”的过程中反思并深化对“文”的理解，二者相互促进、循环往复，推动君子修养不断完善。

在“躬行”中反思“文”，能够深化对“文”的理解。孔子在“躬行”政治理想的过程中，曾多次遭遇挫折，例如在鲁国推行“堕三都”政策失败，在列国游说时不被君主接纳。这些“躬行”中的挫折，让他反思自己对“文”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刻，是否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文”的实践方式。例如，他在周游列国后，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存在差异，对“礼”的践行方式也应有所调整，因此他教导弟子“入太庙，每事问”，鼓励弟子在“躬行”礼仪时，结合具体情境灵活应对，而不是僵化地遵守礼仪形式。这种在“躬行”中对“文”的反思，让他对“文”的理解更加深刻，也让他的“文”更具现实适应性。

同时，对“文”的深化理解，又能反过来指导“躬行”，让“躬行”更加精准。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周易》，通过对这部典籍的深入研究，他对“道”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五十而知天命”的感悟。这种对“文”的深化理解，让他在晚年的“躬行”中更加从容淡定——面对人生的起伏，他能够以“知天命”的心态看待，不再为外界的评价与得失所困扰；在教导弟子时，他能够更精准地将“文”的思想传递给弟子，让弟子的“躬行”更有方向。

这种“文”与“躬行”的动态平衡，贯穿了孔子的一生。从“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文”的学习，到“三十而立”的“躬行”实践；从“四十而不惑”的对“文”的深刻理解，到“五十而知天命”的“躬行”境界提升，孔子正是在“文”与“躬行”的互动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修养，逐渐接近“圣人”的境界。他坦诚“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也正是因为他认识到，这种“文”与“躬行”的动态平衡是永无止境的，只要生命不息，“躬行”的脚步就不会停止，对“文”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化。

四、孔子自谦的深层意蕴：谦逊自省的圣人品格

孔子“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表述，表面上是对自身修养的客观评价，实则蕴含着深刻的自谦之意。这种自谦并非故作姿态的客套，而是源于他对“君子之道”的敬畏、对自我修养的清醒认知，以及对“知行合一”的执着追求，展现了他作为圣人的谦逊自省品格。

（一）自谦源于对“君子之道”的敬畏

在孔子看来，“君子之道”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与人格境界，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等丰富内涵，需要终身追求才能趋近，却永远无法完全穷尽。他曾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使在晚年，他依然认为自己未能完全达到君子的这三种境界。这种对“君子之道”的敬畏，让他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敢自满于已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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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修养虽然是君子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孔子虽然承认自己的“文”与他人不相上下，但他深知，“文”只是君子修养的起点，真正的君子还需要通过“躬行”将“文”的内涵转化为实际行动，实现“知”与“行”的统一。而“躬行君子”所要求的，不仅是日常行为的规范，更是在各种复杂情境中始终坚守“仁”的理念，在困境中不退缩、在诱惑前不动摇，这种境界的难度远超“文”的学习。正是因为敬畏“躬行君子”这一境界的崇高与艰难，孔子才会坦诚自己“未之有得”，展现出对君子之道的敬畏与谦逊。

这种敬畏并非怯懦，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孔子明白，只有敬畏“君子之道”，才能始终保持精进的态度，不断反思自己的不足，努力提升修养。如果因为在“文”的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便骄傲自满，忽视“躬行”的重要性，就会偏离君子之道，沦为“文胜质则史”的伪君子。因此，他的自谦，本质上是对君子之道的尊重，也是对自我修养的严格要求。

（二）自谦源于对自我修养的清醒认知

孔子一生都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他不回避自己的不足，更不夸大自己的成就。在“文”的方面，他客观地认为自己“莫吾犹人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他承认自己通过多年的学习，在典籍学识、礼仪规范上达到了较高水平，与其他优秀的士大夫相当；但他也明白，“文”的学习没有止境，自己在“文”的深度与广度上仍有提升空间，例如对《周易》的研究，他到晚年才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可见其对“文”的认知始终保持着开放与精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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