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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从孔子自谦悟圣仁与践行之境（第1页）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论语?述而》中，孔子与弟子公西华的这段对话，如同一盏穿越千年的明灯，照亮了圣人对“圣”与“仁”的敬畏，也彰显了其“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躬身践行精神。“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短短七字，是孔子对至高道德境界的谦逊避让，绝非故作姿态的谦辞，而是源于他对“圣”“仁”内涵的深刻认知与对自身修养的清醒审视。“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则是他对自己一生行为的精准概括——在追求圣仁的道路上始终坚持、从不厌倦，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倾尽心力、不知疲倦。而公西华“正唯弟子不能学也”的感叹，不仅是对老师品格与精神的由衷敬佩，更道出了“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背后所蕴含的坚持与付出，实为常人难以企及。这段对话虽简短，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从中汲取修身治学、处世行事的智慧。

一、春秋语境下“圣”与“仁”的内涵与崇高

要理解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的自谦，首先需置身于春秋时期的文化语境，厘清“圣”与“仁”在当时的具体内涵与崇高地位。在春秋时期，“圣”与“仁”并非普通的道德词汇，而是代表着当时社会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与人格典范，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理想目标。

（一）“圣”：通达天道、造福万民的至高境界

在春秋时期，“圣”的内涵主要指向对天道规律的深刻洞察、对天下大事的卓越治理能力，以及为百姓谋福祉的伟大功绩。“圣”者往往被认为是通达天命、品德高尚且能以自身智慧与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改善民生的人。在当时的观念中，“圣”多用来形容上古时期的圣王，如尧、舜、禹、汤、文、武等。这些圣王凭借其超凡的智慧、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治理能力，平定天下战乱、治理洪水灾害、制定礼仪制度、教化百姓万民，为天下苍生带来了安宁与福祉，因此被后世尊为“圣人”。

例如，尧帝在位时，“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他广纳贤才，让舜协助自己治理天下，最终将天下禅让给舜，开创了“禅让制”的先河；舜帝则以孝闻名，面对继母与弟弟的多次陷害，依然保持着孝顺与友善，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天下大治；大禹为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十三年终于平息水患，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些圣王的事迹，成为了“圣”的具体象征，也让“圣”的境界变得无比崇高，非普通人所能达到。

在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陷入混乱，人们对“圣人”的渴望愈发强烈，期盼能有像上古圣王一样的人出现，重新恢复社会秩序、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在当时，无论是诸侯国君还是士大夫，都无人能达到“圣”的境界——诸侯国君多忙于争夺土地与权力，忽视百姓福祉；士大夫虽有部分人致力于宣扬道德与礼仪，却缺乏改变整个社会格局的能力与机遇。因此，“圣”在春秋时期，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孔子作为一位致力于恢复周礼、改善社会的士人，深知“圣”的崇高与艰难，因此断然不敢以“圣”自居。

（二）“仁”：心怀仁爱、践行道义的核心品德

相较于“圣”的宏大与高远，“仁”在春秋时期更多指向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对他人的关爱，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品德，也是君子人格的重要标志。“仁”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爱人、孝悌、恭敬、诚信、宽容、勇敢等多个方面，其中“爱人”是“仁”的核心要义。

在春秋时期，“仁”的观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孔子在继承前人“仁”的思想基础上，对“仁”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拓展，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孔子认为，“仁”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道德目标，但要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却并非易事。“仁”不仅要求人们在情感上关爱他人，更要求在行动上践行道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例如，“孝悌”是“仁”的基础，要求子女孝顺父母、弟弟友爱兄长，这不仅是对家庭伦理的遵守，更是培养仁爱之心的起点；“诚信”是“仁”的重要体现，要求人们言行一致、诚实守信，这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勇敢”则是“仁”的延伸，要求人们在面对正义与邪恶的抉择时，能够坚守道义、挺身而出，不畏惧强权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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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仁”的境界，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反思与践行，克服个人的私欲与惰性，始终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以道义之心对待事物。孔子一生都在追求“仁”的境界，也始终在践行“仁”的理念，但他深知“仁”的境界博大精深，自己虽然努力追求，却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也不敢以“仁”自居。

（三）“圣”与“仁”的关系：相辅相成的道德体系

在春秋时期的道德观念中，“圣”与“仁”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仁”是“圣”的基础，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仁”的品德，心怀仁爱、践行道义，才有可能进一步达到“圣”的境界，以自身的智慧与力量造福万民；“圣”则是“仁”的升华，一个人若能达到“圣”的境界，其“仁”的品德也必然达到了极致，能够将对他人的关爱扩展到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将践行道义的行为上升到治理天下、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度。

例如，上古圣王尧、舜、禹之所以被尊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极致的“仁”的品德——尧帝“仁如天”，关爱天下百姓；舜帝以孝悌为本，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大禹为治理洪水、拯救百姓，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他们的“圣”，正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是“仁”的品德在治理天下、造福万民方面的具体体现。

反过来，若一个人只追求“仁”的品德，却缺乏“圣”的智慧与能力，那么其“仁”的影响范围也会受到限制，只能局限于个人与身边的人，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若一个人只追求“圣”的地位与功绩，却缺乏“仁”的品德，那么其行为也必然偏离正道，最终可能导致权力滥用、百姓遭殃，无法真正达到“圣”的境界。

孔子深刻认识到“圣”与“仁”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深知二者所代表的道德境界的崇高与艰难。他一生都在努力追求“仁”的品德，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恢复社会秩序、造福百姓贡献力量，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既没有达到“圣”所要求的通达天道、治理天下的能力与功绩，也没有达到“仁”所要求的极致品德与完美境界，因此才会坦诚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展现出对“圣”“仁”境界的敬畏与对自身修养的清醒认知。

二、“为之不厌”：孔子对圣仁之道的执着追求

“抑为之不厌”，是孔子对自己在追求圣仁之道过程中所秉持态度的概括，意为“只是在追求圣仁之道的道路上，我始终坚持、从不厌倦”。这看似简单的六个字，背后蕴含着孔子一生的执着与坚守，是他面对艰难险阻、挫折困境时，依然能够坚定前行的精神动力。

（一）“为之不厌”体现在对典籍的研读与整理中

孔子一生都致力于对古代典籍的研读与整理，希望通过从典籍中汲取先王之道、圣人智慧，来指导自己追求圣仁之道的实践，同时也为传承中华文脉、教化后世子孙奠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他展现出了“为之不厌”的执着精神。

孔子自幼便对古代典籍抱有浓厚的兴趣，“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时就立志于学习先王之道，开始系统研读《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在学习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刻苦的态度，常常废寝忘食、不知疲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对《周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深入理解《周易》的内涵，他反复研读，以至于“韦编三绝”——用来串联竹简的牛皮绳都被磨断了多次。即使到了晚年，身体日渐衰弱，他对典籍的研读热情依然丝毫未减，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与对圣仁之道的追求，正是“为之不厌”的生动体现。

除了研读典籍，孔子还致力于对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修订。春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许多古代典籍遭到散失与破坏，内容也出现了诸多混乱与错误。孔子深感痛心，于是耗费大量心血，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修订与编纂。在整理《诗经》时，他从当时流传的三千多首诗中，精选出三百零五首，删去了其中重复、低俗的部分，保留了那些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体现道德教化的诗篇，并对其进行了分类与注解，使其成为一部系统完整、具有重要教化意义的典籍；在修订《春秋》时，他以鲁国的历史为基础，按照“褒善贬恶”的原则，对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了客观的记载与评价，希望通过历史的借鉴，引导人们践行道义、追求圣仁。

孔子对典籍的研读与整理，并非一帆风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获取典籍原本就十分困难，更何况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与修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财力。但孔子从未因此而退缩，他始终秉持着“为之不厌”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对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修订，为中华文脉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执着追求的精神，也成为了他追求圣仁之道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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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之不厌”体现在对周礼的坚守与践行中

孔子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礼，将周礼视为实现社会秩序稳定、人们道德完善的重要途径，也是他追求圣仁之道的重要实践方向。在对周礼的坚守与践行过程中，他同样展现出了“为之不厌”的执着精神。

周礼是西周时期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与社会规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各个方面，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与“亲亲、尊尊”的道德原则。在孔子看来，周礼是先王智慧的结晶，是实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根本保障。然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周礼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礼崩乐坏”的局面日益严重——诸侯僭用天子之礼，大夫僭用诸侯之礼，人们的言行举止不再遵循礼仪规范，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面对这种局面，孔子痛心疾首，他决心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严格践行周礼，同时也积极向他人宣扬周礼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唤醒人们对周礼的重视，推动社会恢复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孔子对周礼的践行达到了极致，《论语?乡党》中详细记载了他在不同场合下的言行举止：“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进入朝堂大门时，他弯腰鞠躬，显得十分恭敬，仿佛大门容不下自己；站立时不站在门的中间，行走时不踩门坎；经过君主的座位时，神色庄重，脚步加快，说话声音低微；提着衣襟走上朝堂时，弯腰鞠躬，屏住呼吸，仿佛不敢呼吸；退出朝堂时，走下一级台阶，神色才变得轻松愉快；走完所有台阶后，快步前进，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时，又显得恭敬不安。

孔子不仅自己严格践行周礼，还要求弟子们也要遵守周礼。他教导弟子“不学《礼》，无以立”，认为不学习礼仪规范，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弟子宰我提出“三年之丧”过长，认为“期可已矣”时，孔子严厉批评他“不仁”，认为守丧三年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也始终不忘向各国诸侯宣扬周礼的重要性，希望他们能够恢复周礼，实现“为政以德”的治理方式。

然而，孔子对周礼的坚守与践行，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当时的诸侯国君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夺霸主地位，对恢复周礼毫无兴趣；甚至有些士大夫也认为孔子的主张不合时宜，对他进行嘲笑与排挤。但孔子从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始终秉持着“为之不厌”的精神，即使在周游列国时遭遇“在陈绝粮”“匡人围之”等艰难困境，也依然坚定地坚守周礼，积极宣扬自己的主张。这种对理想的执着坚守，正是他追求圣仁之道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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