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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男人帮（第1页）

2013年，当珍妮卡·阿尔瓦雷斯为她的科技初创公司NayaHealthInc.筹集资金时，她发现很难让投资者认真对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投资者在谷歌上搜索相关产品，结果进了一个色情网站。他们在页面上流连，开始讲起笑话”，阿尔瓦雷斯觉得仿佛“置身于兄弟会”。[1]而其他投资者“觉得很恶心，碰都不敢碰她的产品，或者自称对产品一无所知”，一位男性投资者说：“我不会碰那个，太恶心了。”[2]那么，阿尔瓦雷斯推销了什么下流、“恶心”、令人费解的产品呢？诸位读者，那是一个吸奶器。

奇怪的是，按照硅谷的思路，吸奶产品本应是一个足够“颠覆”的行业。吸奶在美国尤其盛行：由于没有法定产假，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如果她们想遵照医生的建议，母乳喂养宝宝至少6个月，那么吸奶是她们唯一的选择（事实上，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女性尽量母乳喂养至少12个月）。[3]

一家名叫美德乐的公司几乎垄断了市场。据《纽约客》报道：“美国和英国80%的医院都有美德乐的吸奶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中规定医保需报销包括吸奶器在内的哺乳服务，在该法案通过后的两年里，这家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34%。”但美德乐的吸奶器还是不够好。杰西卡·温特在为《纽约客》撰写文章时，[4]将其描述为“一个坚硬、不合身的乳房盾牌，上面还吊着一个瓶子”，它在从女性的乳房中吸出乳汁时，“就像吮吸太妃糖一样拉扯着乳房，只不过太妃糖没有神经末梢”。[5]有些女性成功做到了不用手辅助就让它吸奶，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因为它不够合身。因此，她们只能坐下来，将吸奶器托在乳房上，每次20分钟，一天几次。

那么，总结一下：这是个垄断市场（目前估计还有7亿美元的增长空间）吗？[6]没错。现有产品未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吗？也没错。可为什么投资人不接受它呢？

在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上，女性代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被视为一桩好事。事实也确实如此。若女性与其男同事资历相当，是否拥有同等的成功机会？这个问题关乎公正。但是，女性获得代表，不仅指某名特定女性能否得到一份工作，因为女性代表也与性别数据缺口有关。正如我们从谢丽尔·桑德伯格孕期停车一事中看到的，某些女性需求是男人不会考虑去满足的，因为这涉及男性根本不会拥有的体验。如果一个人自身没有这种需求，那么要让他相信这种需求客观存在，就并非易事。

女性健康科技公司Chiaro的创始人塔尼亚·博勒博士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愿支持女性领导的公司，部分原因在于一种成见：“男人喜欢伟大的设计和伟大的科技，而女人不喜欢。”但这种成见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吗？又或者，问题不在于女性不懂科技，而在于科技公司不懂女性，而且这些公司是由不懂女性的科技行业创立、由不懂女性的投资者出资的？

有相当一部分科技初创企业得到了风险投资家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可以承担银行无法承担的风险。[7]AllBright公司支持由女性主导的企业，是她们的会员俱乐部、学院和基金，公司联合创始人黛比·沃斯科介绍说，问题在于，93%的风投家都是男人，[8]而且“男人会力挺男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女性来开支票。男性需要认识到，支持女性是一项伟大的投资。”沃斯科告诉我，当她和朋友——赫斯特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安娜·琼斯一起筹备组建AllBright的时候，“那些老实说本应更了解情况的男人经常”会对她们说：“太好了，你和安娜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这真是太好了。”沃斯科很恼火。“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女性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

数据显示她没有错。波士顿咨询集团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女性企业主平均获得的投资不到男性企业主的一半，但她们创造的收入却是男性企业主的2倍多。[9]每投资1美元，女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就能产生78美分收入，而男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只产生31美分收入。随着时间推移，前者的表现也会更好，“在5年时间里，累计收入增加了10%”。

部分原因可能是女性“比男性更适合领导”。这是BI挪威商学院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10]该研究确定了成功领导者的五大关键特征（情绪稳定、外向、乐于接受新经验、随和、尽责），其中四项女性得分高于男性。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取得成功的女性正在填补性别数据上的缺口：研究一再发现，一家公司的领导层越多样化，创新能力就越强。[11]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天生更具创新力，但更有可能的是，多元化视角让企业更好地了解客户。当然，创新与财务业绩密切相关。

博勒说，女性消费的电子产品严重缺乏创新。她说：“女性消费的电子产品向来没有多少创新。它总是专注于一个非常肤浅的审美层面：把什么东西变成粉红色，或者把什么东西变成一件首饰，而没有考虑到技术可以为女性解决实际问题这一事实。”其结果是长期缺乏投资，这意味着“用于女性医疗设备的实际技术有点像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古董”。

当我在2018年初采访她时，塔尼亚·博勒即将推出她的公司研发的吸奶器，她对目前市场上的产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太可怕了，”她直截了当地说，“用起来很痛，声音很吵，很难使用。而且给人的感觉十分难堪。”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经历：跟我的嫂子聊天时，她坐在沙发上，脱掉上衣，乳房连接着一台机器。博勒补充道：“要想把产品做得更好，根本没那么复杂。”她说，“每天不必花上几个小时坐在嘈杂的机器前，而是能趁着吸奶的工夫做点别的事情，这种想法应该是一个基本诉求”，但不知何故，至今仍未能实现。我问她为什么会认为这属于“基本诉求”，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她的看法会不一样——“我会想：‘作为一个女人，我希望能从这个产品中得到什么？’”

但是，如果通过询问女性就能轻易弥补女性真正想要什么的数据缺口，那么，这里还存在另一个更为久远的缺口：女性身体的数据。博勒在意识到女性盆底健康状况不佳是一种“巨大但隐秘的流行病”后，开发了她的第一款产品Elvie，一款智能盆底训练器——37%的女性患有盆底疾病；10%的女性会因为脱垂（器官开始从阴道脱落）而需要做手术。在50岁以上的女性中，这一比例上升到50%。

“这里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博勒说，“这对女性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这本是女性照顾自己身体的应有之义。但你需要有信息和数据才能做到这一点。”博勒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这些数据根本不存在。“我们试图设计一种适合阴道的产品，所以我们需要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它的尺寸如何，年龄、种族、生育是否会带来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常见问题。但这方面根本没有数据。（……）50%的人口都有阴道，”她继续说，“然而几乎没有关于这部分解剖学的期刊文章。3年前，我找到了4篇几十年前完成的文章。其中某篇是一个男人写的，他基本上就是做了一种石膏模型置入阴道里，得出结论说它有4种形状：蘑菇形、圆锥形、心形……”她没说完就大笑起来。

博勒告诉我，盆底健康问题通常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盆底训练的证据基础“非常坚实”。她说：“这是第一道防线，得到了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优化研究所指导方针的推荐。”但当她开始在医院研究这项技术时，“没有得到任何投资。相关技术极其过时，非常不可靠，甚至也不怎么有效”。目前治疗脱垂的方法（在阴道中植入一个网片）被认为十分“野蛮”，在英国堪称丑闻，曾导致数以百计的女性在术后经受剧痛，虚弱不堪。[12]而在苏格兰，一名女性刚刚因此去世。

月经追踪应用程序Clue的创始人艾达·廷在开始尝试寻找传统避孕方法的替代品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告诉我：“月经被列为身体的重要信号之一。它的重要性跟你的心率、呼吸、体温是一样的。它是你身体健康的有力迹象。”然而，“这也是一个充斥着禁忌和错误信息的领域”。至于避孕，艾达·廷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避孕药问世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创新。我要强调的是，这在科技史上真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廷创建Clue是因为她想“让女性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但动机也跟她个人有关。她试过吃避孕药，但跟许多女性一样，药物对她也有副作用。“我没有生孩子，因此宫内节育器并不是理想方案。所以我用避孕套已经有15年了。”在沮丧中，廷开始查看专利数据库，但她告诉我：“所有发明都免不了要将激素注入人体。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受数据驱动的方法。这让我有点恼火，心想：为什么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当她有了关于月经追踪应用程序的想法时，市面上只有几个相关程序可用。“都是些相当初级的产品——基本上就是一种可以数到28的日历。要是我们的生理结构也这么简单就好了。”她笑着说，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领域工作了10年之后，科学仍然存在很多空白。她对我表示：“确实缺乏数据。”月经“不仅被忽视，而且几乎是被人刻意忽视。我们与科学机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在学术版图上确实存在很多空白地带。比如，什么样的月经模式在青春期女性身上算是正常的？这是我们和斯坦福大学合作的项目之一。科学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算是正常”。

鉴于风投公司中男性占主导地位，在针对女性的科技领域，数据缺口可能尤其成问题。廷解释说：“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数据，而对方又没有亲身经历，就很难打开他们的思维，使其意识到这里确实存在问题。”博勒表示同意。她对我说：“与我们沟通过的一些风投家确实不相信Elvie是个有趣的提议。”

女性在投资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模式识别”（patternrecognition）。[13]模式识别是“文化契合度”（culturefit）的必然结果，它听起来像是数据驱动的，但基本上只是一个花哨的术语，指在过去似乎行得通的某种东西——“某种东西”可能是从哈佛辍学、只穿连帽衫的白人男性创始人。真诚地说：我曾跟一名创业男性约会，他在聊到如何融资时说起过连帽衫的功能。连帽衫的模式识别是真实的。人们普遍认为，在科技领域，天生的“天才”（如我们所见，是一种属于男性的刻板印象[14]）比努力工作更重要（因此，人们盲目崇拜哈佛辍学生），这可能加剧了对典型男性模式的强调。

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太荒谬了。在一个对女性身份（因此不能期望符合刻板的男性“模式”）特别不利的领域，数据对女性企业家来说尤其重要。然而，女性企业家又不太可能拥有它，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尝试为女性生产产品。而我们恰恰缺乏女性的数据。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公司设法取得了突破。廷和博勒获得了融资（博勒所获的部分投资来自沃斯科）。现在，这些特定的数据缺口开始被填上。博勒告诉我，在推出Chiaro之前，有150多名女性试用了她们的盆底训练器。“但是我们现在有超过100万次训练的数据，我们有很多关于盆底健康的检测数据，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她说，这就是“可穿戴技术令人兴奋的地方：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这样她们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不过，虽然博勒和廷的产品可能会让女性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但并不是所有新技术——无论是否可穿戴——都能做到这一点。在科技界，人类被默认为男性——这种隐含假设仍然是王道。苹果公司在2014年高调推出健康监测系统时，号称拥有一个“全面”的健康追踪系统。[15]它可以持续记录血压、步数、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甚至钼（是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和铜的摄入量。但正如许多女性在当时指出的那样，他们忘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经期记录。[16]

这并不是苹果唯一一次彻底遗忘至少50%的用户。苹果推出的人工智能Siri可以找到妓女和伟哥供应商，但讽刺的是，她却无法帮用户搜索人流诊所。[17]如果你心脏病发作，Siri可以帮你，但如果你告诉她你被强奸了，她会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我被强奸了’是什么意思。”[18]如果团队中的女性成员足够多——也就是说，如果团队不存在性别数据缺口，这些最基本的错误本应能被发现。

在（男性主导的）科技行业，以性别中立为卖点、实际上偏向于男性的产品比比皆是。从对女性手腕来说太大的智能手表，[19]到只推荐“最快”路线、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女性的“安全”需求的地图应用程序；再到“测一测你在性爱方面有多出色”，但名为“iThrust”[20]和“iBang”[21]的应用程序（没错，软件名字恰恰暗示了出色性爱的内在假设是什么）①，科技业充斥着科技如何遗忘女性的例证。虚拟现实（VR）头盔对于普通女性来说太大了；“触感夹克”（一种模拟触觉的夹克）可以紧贴男性身体，但穿在女性测试者的身上时，“里面还能塞进一件鼓鼓囊囊的冬季大衣”；还有某款增强现实眼镜，镜片之间的距离太远，女性无法聚焦在图像上，“要么就是镜框会马上从脸上掉下来”。我上电视和做公开演讲的经验还告诉我，腰挂麦克风需要挂在腰带上，或是放在大口袋里。这就等于没法穿裙子出场。

在体育科技领域，将人类默认为男性似乎特别普遍。最基本的：跑步机上的卡路里消耗量计数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完美，但对普通男性来说会更准确，因为它是基于男性的平均体重计算的（大多数健身器械的默认卡路里计数都针对体重70公斤的人）。虽然你可以改变体重设置，但在计算时仍然依照男性的平均卡路里燃烧量。相比男性，女性通常脂肪更多，肌肉更少，各种肌肉纤维的比例也不同。这意味着在基本水平上，即使考虑到体重差异，男性平均消耗的卡路里也比同等体重的女性多8%。而跑步机无法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可穿戴设备的出现会大大改善现状。一项针对12种最常见的健身监测仪的研究发现，这些仪器低估了家务劳动中74%的步数［误差最高的是欧姆龙（Omron），而它对正常步行或跑步的误差值都在1%以内］和34%的卡路里消耗。[22]有趣的是，Fitbit显然没有考虑到女性在推婴儿车这项极其常见的活动中产生的移动（没错，男人当然也推婴儿车，但没有女人推得那么频繁，因为女性承担了全球75%的无偿看护工作）。另一项研究发现，可穿戴设备大大高估了卡路里消耗量。[23]这项研究非同寻常地涵盖了近50%的女性参与者，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按性别分类数据，因此不可能知道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技术开发人员甚至忘记了女性，尽管她们可能是潜在的主要客户。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占59%，其中76%独居，这表明女性对跌倒检测设备等辅助技术的潜在需求更大。[24]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表明，老年女性不仅比男性更容易摔倒，而且摔倒时也更容易伤到自己。[25]对美国急诊部门一个月的数据分析发现，在22560名因跌倒受伤的病人中，71%是女性。女性的骨折率是男性的2.2倍，女性的住院率是男性的1.8倍。[26]

然而，尽管可以说女性有更大的需求（还有研究表明，女性跌倒的原因、方式和地点都与男性不同），性别分析在这项技术的发展中却缺失了。一项统合分析调查了53项针对跌倒检测设备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一半描述了参与者的性别，更不用说提供按性别分类的数据；[27]另一项研究指出：“尽管有大量关于老年人跌倒的文献，但我们对特定性别的危险因素知之甚少。”[28]

2016年智能数据工程与自动化学习国际会议的记录指出：“老年人不愿使用跌倒检测设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尺寸”，并建议使用手机作为解决方案。[29]但这对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因为正如其作者自己指出的那样，女性往往会把手机放在手提包里，“在这种情况下，跌倒检测算法很可能会失败，因为算法接受的训练是通过靠近躯干的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摔倒”。

单凭承认了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论文作者非同寻常。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惠特尼·埃琳·贝泽尔是“自我量化”社区的一员，该社区承诺“通过数字来实现自我认知”。这些数字通常是通过手机上的被动跟踪应用程序收集的，最典型的数据是每天的步数。但这一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你的口袋大小：“开会的时候总有男人站起来，说什么你的手机一直在你身上，”贝泽尔告诉《大西洋月刊》，[30]“所以我每次也都会站起来跟他们说：‘嘿，说到这个一直在你身上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而这是我的裤子。’”

设计被动式追踪应用程序，想当然地认为女装口袋足够容纳手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女装里加上大小合适的口袋（我怒气冲冲地在键盘上敲出了这段文字，因为我的手机刚从口袋里掉出来，砸在地板上，这已经是我第一百次摔手机了）。然而，与此同时，女性也在使用其他的解决方案，如果技术开发人员没有意识到走投无路的女人们正在另辟蹊径，他们的开发可能会失败。

开普敦的一家科技公司就落入了上述陷阱：他们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帮助社区卫生工作者监测携带阳性艾滋病毒的患者。这款应用“满足了所有可用性需求：它易于使用，适用于本地语言”，并解决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区卫生工作者“对使用它的前景感到兴奋”。[31]但这项服务在推出后却遭遇了滑铁卢。公司多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感到迷惑不解——直到一支新的设计团队接管了这个项目。这是一支碰巧有一名女性成员的队伍。这位女士“只用一天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为了每天更安全地前往病人居住的乡镇，女性卫生工作者都将贵重物品藏在内衣里。但手机太大了，塞不进胸罩。

谷歌资深研究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尔说，性别会影响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她在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表示，将人工智能开发人员限制在一个性别，会让企业处于“短视的境地”。[32]微软前用户体验主管盖娜·威廉姆斯对此表示赞同。[33]在一篇名为《你确定你的软件性别中立？》的博文中，威廉姆斯解释说，所有的产品设计都得先从决定解决哪个问题开始入手。这完全是个人感知上的问题：当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决定给他们的太空导航机器人瓦莱丽配上双乳时，这能解决什么问题？[34]

关于性感机器人，即使男性确实发现了一个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没有女性的参与，他们就能想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亚历克·米纳森认为自己有权享受性爱而不得，为了报复，他开着租来的面包车在多伦多街头横冲直撞，导致10人身亡。《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性的再分配》的专栏文章，主张性爱机器人可以帮助那些无法说服女性与之上床的男性走出困境。不过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辩称，解决方案不该是机器人，而是挑战男性的性权利。

最终我们会得到什么技术（我总是怀抱希望），完全取决于谁在做决定。和风险投资家的世界一样，科技行业也是由男性主导的。玛格丽特·米切尔称其为“男人帮”问题。[35]在过去5年里，曾有十来名女性和“数百位”男性与她共事。纵观全美的“专业计算”行业，女性占据了其中26%的工作岗位，相比之下，在美国全部的劳动力大军中，女性占据了57%的工作岗位。[36]而在英国，女性占STEM行业劳动力的14%。[37]

除了大量性感机器人，“男人帮”还催生了“PR2巨型机器人研究原型”等产品。计算机科学家、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刘泰莎在机器人研究实验室柳树车库工作时见识了PR2。它重达“几百磅——比一个身形瘦小的女人重得多——而且它有两只大胳膊。看起来真的很吓人。如果没有恰当的控制，我压根不希望这些东西靠近我”。几年前，在我采访机器人专家安吉丽卡·林的时候，她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她在斯洛文尼亚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一个机器人，只要你向它挥手，它就会过来跟你握手。她向这个加上轮子有1.76米高（美国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64米）的机器人挥手，而机器人慢慢转向她，伸出手，然后“快速地向我冲来”，吓得她往后一跳，尖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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