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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2页）

“妹妹，这是我的责任。你是我的亲人，哈米德是我们的骄傲。”

“但是哥哥，哈米德还是本应该被判死刑的叛国罪犯。”

“不要说反话了，妹妹。你还在记仇，对不对？我已经承认，是我曾经无知愚昧。现在对我而言，任何与暴君战斗的人都是值得赞美的，无论他是穆斯林还是异教徒。”

“非常感谢你，哥哥。”我强硬地说，“但我还是不需要这些食物，请派人来把它们拿走吧。”

“把它们送给你的邻居吧，”马哈茂德气愤地说道，“我没有人可以派到你那里去。”

然后他就挂了电话。

随后几个月，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办公室里本来不应该有人知道我的丈夫是政治犯，但人们或早或迟还是都知道了。一直以来，他们对待我的态度都是充满戒备，轻易不会来我的办公室。但现在，所有的谨慎和拘束都消失了，人们似乎不再害怕和我接触。我的朋友圈子迅速扩大了。我的同事们也不再抱怨我的旷工和我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很快，这种变化更加显著，我的家人、大学里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在公开谈论我的生活和处境。他们向我询问哈米德是否安好，向他表达同情、关心和赞美。在社交聚会上，我经常被邀请坐在首席。我发现自己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对此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西亚马克感到很骄傲。他兴高采烈地公开谈论自己的父亲，自豪地回答人们的问题，向他们讲述他是如何被逮捕的，还有我们家遭到搜查的那个晚上。当然，以他的年纪和想象力，他经常会给自己的回忆添枝加叶。

刚开学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被叫到了西亚马克的学校。我很担心，以为他一定是又打架了，说不定还打坏了同学。但当我走进学校办公室的时候，立刻就发现这次被找来的原因肯定和以前不同。办公室里有几位老师和主管向我问好。他们关上屋门，确保校长和其他行政人员不会察觉到我来了。很明显，他们不信任那些人。然后他们开始向我询问关于哈米德的事情还有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暗中发生的改变以及革命。我惊呆了。他们仿佛将我看作正在秘密策划一场暴动的人。我将哈米德和他被逮捕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但对于其他所有问题，我只是不停地重复说：“我不知道，我并没有参与其中。”最后我才搞清楚，西亚马克一定是在学校谈论过他父亲和革命行动的事，还说我们也参与其中。他一定说了不少夸张的话，所以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找我不仅是为了证实他的话，而且还想要和真正的革命者建立直接的联系。

“有那样的父亲，当然会有西亚马克这样的儿子。”一名老师眼含热泪地说道，“您完全无法想象他的话语是多么美丽而充满激情。”

“他都告诉你们什么了？”我很想知道西亚马克会如何向陌生人讲述他的父亲。

“他就像是一个成年人，一名演说家，毫无畏惧地站在我们面前说：‘我的父亲是为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而战。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了这项事业而牺牲，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囚禁了许多年。虽然敌人对他施加了无数酷刑，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中充满了矛盾的情绪。我很高兴西亚马克对自我的肯定。他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并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也很担心他会无端编造各种英雄事迹，不喜欢他这种鼓吹英雄崇拜的个性。他一直都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孩子，而且他眼下正处在刚刚进入青春期那种混乱又微妙的阶段。他曾经受到过那么多污蔑和羞辱，现在又会如何理解人们对他的赞美和支持？这是我最为忧虑的。他尚未成熟的心智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起伏吗？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关注、赞同和爱。我已经尽可能把这些东西给予他了。

人们对我们的尊敬和钦佩还在与日俱增，这种情绪显得越来越夸张和牵强，让我怀疑这些人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不管怎样，我已经开始感到在人群中间难以容身了。有时候我会因自己的虚伪而感到愧疚。我会问自己，我是不是正在利用人们的这种情绪欺骗他们？我常常向大家解释，说我对丈夫的信仰和理想并没有太多了解，也从没有参与过他们的活动。但人们不想听这种事实。在单位和大学里，人们在每一场政治辩论中都会将我作为榜样。在每一次选举中，他们都会推举我做代表。每一次我说自己知道的并不多，和革命组织没有什么联系，人们都认为这只是我本性谦虚。唯一不曾对我改变过态度的人只有扎尔加先生，他一直在小心地观察着我周围发生的变化。

终于有一天，我们部门的雇员决定要推选出一个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们支持汹涌澎湃的民众运动。一名不久之前对我还只会小心翼翼地说“你好”“再见”的人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讲，赞美了我的革命行为、博爱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并提名我为候选人。我站起身，带着在以往种种艰难的社交环境中所练就的自信，向发言者表示感谢，却拒绝了他的提议。我真诚地说：“我从没有参与过革命。是生活让我遇到了一个对于政治有着独特见解的男人。当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信仰，对那种信仰的基础和体系有了粗浅了解的时候，我还感到头昏目眩呢。”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有几个人在为我鼓掌。

“相信我。”我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正因如此，我丈夫从不曾让我参与到他的活动之中。我全心全意祈祷他能够得到释放，但是说到政治观念和政治影响力，我实在是不甚了了。”

刚刚提名我的人高喊着表示反对：“但你受了许多苦。你的丈夫承受了多年牢狱之灾，是你一个人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养大了你们的孩子。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你和他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

“不！如果我丈夫是因为盗窃而被关进监狱，我也会做这些事。这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和母亲，我有责任维持我和孩子们的生活。”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但是看到扎尔加先生赞许的神情，我知道自己做对了。最终大家还是推选了我，但他们现在认可的是我的谦逊和真诚。

革命的狂热情绪在不断高涨，随着革命范围扩大，我的心中每一天都在绽放出新的希望。莎哈扎德和她的同志们付出生命、哈米德这么多年身陷囹圄、遭受无数折磨所追求的事业，会不会有可能真的要成功了？

我的兄弟们第一次和我站在了同一个阵营，盼望着同一件事情。我们彼此理解，感觉真正亲密了起来。他们终于像是亲兄弟那样开始支持我和我的儿子们了。马哈茂德甚至无论给他的孩子买什么，都会给我的儿子们也买上一份。

母亲眼含热泪地感谢真主：“真可惜啊，你们爸爸没看到你们这样相亲相爱。他一直都很担心你们。他说过：‘如果我死了，孩子们可能一年都不会见一次面。我的女儿一定会最孤单，因为她的兄弟们完全不会帮她。’真希望他能看到他的儿子们现在是如何照顾他们的姐妹的。”

马哈茂德的人脉关系让他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和官方报道。他还能搞到各种传单和录音带，阿里会复制这些材料，而我则会在工作单位和大学里分发它们。与此同时，西亚马克和他的朋友们在街上高声呼喊口号。马苏德绘制各种图画，并在上面写上大大的“自由”两个字。到了暑假，我们开始参加各种集会、进行演讲，反对沙阿的统治。我从没有想过是什么团体或组织在推动这些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团结一致，是为了达成同一个目标。

每过去一天，我都觉得距离哈米德又近了一步。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孩子们会有一个父亲。所有这些都将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我非常高兴哈米德还活着。看见他饱经磨难的面孔时，我已经不再怀疑他是不是应该和他的战友一同牺牲，那样就不必在这么多年里承受如此沉重的摧残。现在我开始相信，他受的苦不是毫无意义的，很快他就能收获自己的战斗成果。他们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了。人民已经站出来，正在街头呐喊：“我不会活在暴君的压迫之下。”曾经哈米德和他的朋友们谈论这样的时代时，它仿佛还是那样遥远，那样理想化，那样不真实。

随着革命浪潮的力量越来越强，我发现孩子们越来越不听话了。他们变得和他们的舅舅非常亲密。马哈茂德会来我家，带孩子们去听演讲和辩论。他的身上迸发出一种让我感到非常陌生的激情。西亚马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总是兴高采烈地跟随着舅舅。而马苏德很快就开始和这些事拉开了距离，用各种借口逃避它们。当我向他问起原因时，他只是说：“我不喜欢。”我继续追问，他告诉我：“我觉得很不安。”我无法理解他为何感到不安，但我决定不再逼问他了。

西亚马克却变得越来越有热情。他每天都兴致高昂，也不会在家中制造任何麻烦了。看样子，他已经借助喊口号释放了心中全部的怒气和沮丧。慢慢地，他开始严格地遵循宗教礼仪。以前清早起床对他来说一直都是一件难事，但现在，他会按时起床进行晨祷。对于他的这种变化，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心。他还会关掉收音机，不再听音乐，拒绝看电视，这让我回忆起多年以前马哈茂德的宗教狂热。

到了九月中旬，马哈茂德宣布，他打算为父亲举行一场正式的纪念仪式。尽管父亲过世周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但没有人表示反对。大家都愿意对那个亲爱的人表示崇敬，为了纪念他纯粹的灵魂而出力。因为政府实行了戒严令和严格的宵禁制度，我们决定最好是在周五的中午举行仪式。为此我们全都忙碌起来，热心地烹煮食物，准备仪式所需的一切。宾客越来越多，我心里很感谢马哈茂德在这个混乱的时候还有勇气如此大费周章地追悼我们的父亲。

举行仪式的那一天，我们从清早就开始在马哈茂德家忙碌。伊特兰-萨达特现在越来越胖了，她气喘吁吁地来回奔忙着。我正在削土豆皮的时候，她终于跑到了我身边。“真是麻烦你们了，”我对她说，“谢谢，我们全都很感激你们。”

“哦，不要这么说。”她说道，“毕竟我们应该为爸爸进行一场正式的祈祷了。愿真主让他的灵魂安息。而且以现在的情况，这也是一个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好办法。”

“亲爱的伊特兰，我多问一句，我哥哥这些日子怎么样了？请别介意，看样子你们两个已经不再有什么矛盾了。”

“别这么说！我们早就不那样了。我很少能看见马哈茂德，所以根本不想再和他吵架了。每次他回家的时候，都累得不行，心里还装满了其他事，根本不理我和孩子们，也不会为任何事抱怨。”

“他还是那样一门心思只想着教义教规吗？”我问，“他洗浴的时候还是会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必须再做一遍’吗？”

“但愿魔鬼的耳朵是聋的。他现在好多了。现在他实在是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重复洗手和脚。知道吗？这场革命把他彻底改变了，就好像他的伤痛都被治愈了。他说：‘依照阿亚图拉的话，我正在革命的最前线，我就是真主名义下的吉哈德，我将得到真主最伟大的奖赏。’实际上，现在他一门心思只想着革命了。”

演讲是在午后开始的。我们都在后屋，听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因为害怕街上的人会听见，所以没人使用扩音器。起居室和餐厅里全都是人，前院的窗户外面也都站着人。有两个人讲了关于革命、政府的暴虐统治和我们有责任推翻这种反动政府的话，随后伊特兰-萨达特的叔叔说话了。他是一位广为人知的毛拉，因为自己的公开言论曾经被关进监狱几个月，所以被视作英雄。他先是赞美了几句父亲的美德，然后说道：“这个光荣的家庭多年以来一直在为信仰和国家而战，并因此而受到无数苦难。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事件发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逮捕。他们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因此被迫离开了在库姆的家园，迁居到这里。随后，他们又经受了死亡之痛。他们的儿子被杀害，他们的女婿至今还在监狱里，只有真主知道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刑罚……”

随后几秒钟时间里，我陷入了困惑。我无法理解他说的是谁。我戳了戳伊特兰-萨达特，问她：“他说的是谁？”

“当然是你的丈夫！”

“他说的那个被杀的年轻人是……”

“哦，他是在说艾哈迈德。”

“我们的艾哈迈德？”我惊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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