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最新章节，第2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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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　１９３４　年和　１９３５　年。③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

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

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

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

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

③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37、439　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

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　77　页。）

①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　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张的　10　年：中国建国

的努力，1927—1937　年》，第　235　页。

②W。L。霍兰德和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　年：太平洋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

第　166　页。

①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3　期（1935　年　7　月　1　日），

第　134　页。

②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　10、35、40　页。

③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90—194　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　３０　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　１９３５　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　２０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１９３５　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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