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勒委员会在 1928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2300 英里——比 1927 年轨长增加 47%。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 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 1928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 年上海 182 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 1930 年足有 2/3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 1934 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
月),第 73—81 页。
④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7
年 2 月),第 220 页。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63 页。
②同上书,第 317 页。
③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38.7%——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 1912 到 1936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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