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部分最新章节，第2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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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３０　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３０　年代的

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

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

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

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

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　２０　年代早期的浪漫

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　３０　年代早期，一种

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①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

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

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

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

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

联系起来。１９２３　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

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

意识的武器。②在　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５　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共产党作家蒋光

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　１９２３　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

级斗争”这样的名词。１９２５　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

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

①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　11　章。

②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

36—49　页。

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

郭自称是在　１９２４　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

义的。１９２６　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

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郭概括

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

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

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

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郭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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